2015年12月31日星期四

意大利面政治学

"意大利面比但丁更伟大的地方在哪里?但丁的作品是一个天才的智慧结晶,意大利面则是意大利人集体智慧的体现。意大利人将它化为国菜,任何政治想法都无法左右它,也没受伟大诗人的态度所影响。外国人可能无法了解和谐是什么,更无法了解但丁诗句的意义。不过一盘意式宽面应该就可以说服他,让他认同我们的这种'文明'。"——朱塞佩·普雷佐里尼

"恩尼奥·弗拉亚诺曾说,与其说我们意大利人是个民族,还不如说是个集合体。不过,只要午餐时刻坐在一盘意大利面前,这些半岛居民就会对意大利产生集体认同,就像下午茶之于英国人一样。就算是从军、选举、更别说征税,都无法凝聚这种共同意识。意大利统一运动先驱所向往的状态,如今就叫做意大利面。"

这番话说得既有趣又意味深长,同时赋予了意大利面这个食物大类无上的光荣。当我们谈论意大利的种种面食的时候,这个概念包括了机器做的干面和手工做的生面;餐馆里大厨制作的面,家里妈妈和奶奶做的面;有着动物名字的面,比如蜗牛面、蝌蚪面、象眼面、蝴蝶面;有着植物名字的面,比如接骨木花面、绊根草面、芹菜面、菠菜面;各种各样的面条、面饺、大馄饨、小馄饨、面片、面疙瘩;包含着美好祝福的面,当然也有被揉进深深诅咒(咒你变成个胖子)的面。而这些面,都共同拥有一个叫起来脆生生响亮亮的名字:Pasta。这个干净利落的发音,不仅代表了美味,更代表了某种信念。就像上段文字的作者所言:"要达成统一而不流血,只要往意大利面里倒进很多番茄。"

"必须搞清是谁发明了意大利面"

意大利人最不喜欢听到的关于饮食的理论,莫过于"是马可·波罗把中国的面条带去意大利,这才发明了意大利面"。但有意思的是,几乎每一个来到意大利的中国人,都很喜欢用这个段子来跟意大利人套近乎。好在意大利人不是心思太重的民族,这样的言语可以被他们顺利地当作耳旁风,轻轻巧巧就刮过去。但如果你跟他们较真,要打破沙锅问到底,结果就可能如我一样,被拉进一家意大利面博物馆整整接受了一个下午的再教育。

克里福德·莱特在《一场地中海的盛宴》中详尽地叙述了他对意大利面起源的看法:"首先,就是得排除,意大利面绝对不是中国人发明的。马可·波罗真的把通心粉带回意大利了吗?他带回了哪怕是一丁点儿由硬质小麦做的干面回来吗?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没有'。当然,马可·波罗在他的旅行中,确实见到了由高淀粉含量的谷物粉制作的食物,但他当时去描述这种食物的时候,用的已经是他熟知的意大利面的名字。比如细面(Vermicelli)和宽面(Lasagne)。可见当时意大利面已经被发明出来了。"

那么到底是谁制作了第一盆意大利面呢。莱特的观点是,在中世纪,四处游牧的阿拉伯人需要一种便于携带和保存的食物来填饱肚子,而当他们游历至西西里的时候,发现了当地出产的硬质小麦,凭借这种材料,阿拉伯人发明了最早的意大利面。而12世纪中叶,阿拉伯地理学家易得里斯也确实在他的西西里游记中写到了当时那里的意大利面制造业:

特米尼(Termini)以西有个叫托拉比亚(Trabia)的小镇,那可真是个迷人的地方。镇子里溪流纵横,依傍着河流,那里建起了许多磨坊。在这片广袤的平原中,密布着许多大型庄园,每年,那里出产大量的意大利面,销往四面八方。送去卡拉布里亚(Calabria)、中亚和欧洲其他地方的意大利面一船又一船。

虽然大多数意大利面研究者基本同意莱特的这种说法,但他们也会强调,不可能把意大利面的发明完全归功于行踪不定的阿拉伯人。"制作意大利面,需要稳定的小麦产量和齐全的碾磨工具。"这话没错,是以那些最初的发了大财的干面商人还都是意大利南方的本地人。而到了1311年,就连中部的佛罗伦萨也成立了"厨师及宽面制作者同业协会"。同时期的热那亚、佩鲁贾和米兰也有这样的同业协会。这些行会同当地政府一起联合为市场上的意大利面规范价格,向市民们公开,以防止个别黑心商人进行欺诈。

而在1647年,一场事关意大利面的革命在巴里轰轰烈烈地发起。因为那里的西班牙统治者打算按照面条的消耗量来征税,当西班牙士兵们开始挨家挨户地称量当地居民们用来制作意大利面的面粉用量时,忍无可忍的人们开始群起反抗。激烈的巷战持续了一个多星期,当地人不惜流血抗争自己的意大利面自主权。政府最终取消了这项引发巨大公愤的面粉税,"意大利人必须对意大利面有绝对自主权"。

"麻烦和意大利面,都得趁热解决"

据说,意大利政客最喜欢用食物来作比喻,每到选举时,饮食语汇就被广泛运用。因为专家们都会建议政客大量使用关于吃喝的简单词语,它们简单、清楚、使人愉悦,让各种讯息能迅速被选民了解,并深深地植入他们的心里。当然,有些政客在这个环节上,不免喜欢把事情做得夸张点儿,光用美食词汇来煽动人心怎么够?如果给大家分发些喜闻乐见的食物,比如意大利面,这样收买人心岂不是会更快些?

1953年6月5日的拿波里《新闻报》报道,市长候选人、君主党的阿奇勒·劳罗请他的竞选伙伴制作意大利面,在他竞选期间分发给自家选区的左邻右舍。有人吃了他们家的面,却说要把选票投给意大利共产党,于是在面档上双方当即起了冲突,最后演变成群殴。《新闻报》记者依据这个结合了美食和政治的大八卦,接连写出了《热腾腾的意大利面是劳罗的秘密武器》等文章,而劳罗的竞争对手、基督教民主党的鲁比纳奇则马上采取了有力的回击——立即送出了4000包免费的意大利干面。这引得劳罗出了狠招,在拿波里的每一个君主党的服务中心提供不要钱的新鲜出锅的番茄意大利面。想一想,新鲜出锅!这马上引来了各路拿波里民众,光是市中心花市里的一个君主党服务中心,就创下了一小时送出1000份番茄意大利面的纪录。最终,君主党完胜基督教民主党,劳罗顺利坐上了拿波里市长的位子,而君主党也被戏称为"番茄面党"。

但是,劳罗后来跑去博洛尼亚为君主党拉选票,在马乔雷广场举办了类似的"热腾腾番茄意大利面"活动,却碰到了大钉子。因为博洛尼亚是意大利共产党和手工宽面的天下,那里的人们既不吃君主党这一套,也不吃干面这一套。劳罗最后自己也拿到了博洛尼亚人在面档上散发的传单,上面赫然写着:"拿波里干面怎么蘸得起面酱呢?我们博洛尼亚人,还是喜欢家里手工做的宽面。"

总之,在意大利,其实很多事情,也就是面与面之间的对决。

上世纪90年代,左派民主党的秘书达莱马对一些准备退党的人说:"跟着你们走的,会是在统一纪念日烤牛排的人。""烤牛排的人"指的是举行活动时负责打杂的最低阶党员。这位很善于用饮食符号来做文章的政客之后又说了句更得罪人的话:"光会煮意大利面饺,不足以治天下。"这句话轻轻巧巧地一被抛出,立即得罪了一大群的原本忠心的民主党支持者。要知道,来自艾米利亚-罗曼尼亚的意大利面饺,在大部分意大利人心中近乎神圣。特别是在艾米利亚-罗曼尼亚地区,面饺代表着党派运动,同时也是民主象征,不夸张地说,它几乎是革命斗争的旗帜。而达莱马来自罗马,在浑然不知的情况下,这位自信满满的政客不断以面饺为打击对象大放厥词。最终导致几个月后,左派彻底垮台。艾米利亚大区的博洛尼亚原本是左派的大本营,但经由这番言论,许多选民自觉被冒犯了。甚至同为一党的博洛尼亚前市长也对达莱马当面挖苦:"如果我们没有煮面饺,你大概也没希望坐上那个位子。"攻击面饺,等同于攻击艾米利亚人心中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价值。是以到最后,非民主党的博洛尼亚新市长瓜扎洛卡一上台,就公开宣称自己是意大利面饺的忠实拥趸,以此来赢得选民们的支持。那期间报纸政治版的标题也很逗,例如《面饺风潮:瓜扎洛卡向博洛尼亚认同象征靠拢》,或是《面饺帮的策略》。当然,这样的面饺打法本身也很适合肉贩出身的瓜扎洛卡。他在普通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自然也要比那个自以为是的达莱马要稳固多了。

"极权主义最大的敌人是意大利面"

法西斯政府最怕什么?你不敢想象,他们最惧怕的东西之一,便是意大利面。1930年,在被法西斯政府夺权执政的意大利米兰,未来派的法西斯政治理论家马里内蒂,于一趟晚宴中发表这样的言论:"意大利面是荒谬可笑的美食宗教,是传统主义者的菜肴。它难以消化,卖相野蛮,对营养含量造成误导,让人吃了之后心存疑虑、行动缓慢且悲观。所以说,面食对意大利人是绝对没有好处的,吃多了只会让人热情尽失。如果意大利人能戒除吃面的习惯,那成就不知会有多高。"

在那个奇特的年代里,法西斯政府列数意大利面的"罪状",将它视为被动消极、笨拙迟钝的代名词,并提出了"意面祸国"的观点:"看那些卡布里岛的胖子、佛罗伦萨的肥掌柜、罗马的屁股大到可以把巷子堵起来的老妈妈,他们都是因为吃了太多的意大利面。"未来派将面食看作最大的假想敌,出了一系列的新观念食谱,里面完全不收录意大利面的做法。这些食谱里记录的食物方子也不以家庭主妇为对象,而是针对集体餐厅。书内的图说充斥着令人印象深刻的大型金属搅拌器和蒸馏锅。这是跟意大利面格格不入的两种生活方式。因为意大利面象征着家庭的自制午餐,必须要在家里烹饪才最香。而食堂里无论多先进的大锅子都没法煮得好面。所以法西斯的政治宣传中,要求人民减少面食的消耗,是非常重要的一条。"多吃面包少吃面。"墨索里尼如是说。这位当时的法西斯领导人给大多数意大利人都留下了"没胃口"的印象:一天喝三升牛奶,休息时间吃点水果,终生为胃病所苦。

法西斯未来派的饮食改革运动,不仅没有让意大利人成功戒掉面食,反而掀起了民间人士的"保卫意大利国菜"运动。有位诗人写诗赞叹意大利面饺是"装在红色信封里的情书"。阿奎拉的妇女们签署了请愿书,要求保留人们烹饪和享受意大利面的权利。拿波里人公开发起了保卫细面的抗争运动。而未来派内部也发生了分歧,有些来自利古里亚的成员希望将热那亚青酱的细扁面剔除在禁食名单以外。

法西斯统治者想要让整个国家工业化、城市化,让每个人武装到牙齿,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都要充满效率,所以就必须摒弃懒洋洋的意大利面。"为什么不投向新事物的怀抱,反而还要选择面食带来的沉重感?那些捍卫意大利面的人啊,个个都大腹便便,好像无期徒刑犯或考古学家。"

但传统的意大利价值观与这样的想法是截然相反的。意大利人珍惜每一寸他们耕种的土地,喜欢在慢吞吞的节奏里居住、工作、沉思,以及吃东西。他们最喜欢的字眼是"享受",而最能够体现这个词的,莫过于一盆刚出锅的意大利面。马里内蒂干过的最极端的事情,是拔出左轮手枪对着一盆培根鸡蛋面射击,以表达他对意大利面造成了整个国家的人"没出息"这件事极大的愤怒。但不久,马里内蒂就被小报记者抓包,这位在公众面前耀武扬威提倡"禁食意大利面"的政治家,却在自家饭厅里狂吃意大利面。

"只要意大利面在,意大利就不会亡"

2000年底,反全球化组织支持者在意大利各地的麦当劳快餐店前免费分送意大利面饺,曾推翻了达莱马的左派政府的"斗争面饺"再次归队。而这次,面饺的对手是代表了全球化和大一统的美国最强大的快餐企业麦当劳。但其实,麦当劳在意大利的发展一直不太顺利。有些分店经常受到抵制,甚至被迫关张。2005年9月,位于特伦蒂诺地区培尔纪内山谷的麦当劳分店停止营业,而就在今年,不久前的10月16日,位于米兰艾曼纽二世长廊的"全意大利最著名麦当劳"宣布关张,虽然其理由是艾曼纽二世长廊要把这间店的黄金位置留给本土品牌Prada开新店,但很多非意大利媒体都评论:说到底,是意大利人不想让美国人的大写M招牌毁了意大利食物的面子。既然这是一个充满了传统美馔的地方,又何须让可乐汉堡和炸薯条来奏个不和谐音呢。

尽管这家麦当劳已经在米兰市中心开了20年,按照米兰市政厅的规矩将招牌改成了统一的黑底金字,其售卖的食物也一再意大利化,但仍然难逃被"驱逐出境"的命运。于是乎,在营业的最后一天,这家麦当劳发动了"逆袭",向公众提供免费的食物和饮料,竟也引得5000多人次前来排队领取。麦当劳的意大利发言人说,这是为了对相处20年的老房东微笑着说声再见。诚如一些本地食评家所说:"这间麦当劳已表现出对意大利美食极大的谦卑,他们甚至出售奶油卷和Espresso(意式浓缩咖啡),有些事情,意大利人也得好好想想,任何一种饮食文化在人群中的融入,靠的都是宽容。"

在过去的五六十年中,意大利面不仅牢牢占据了意大利"第一食物"的地位(据统计,比萨只能排第二),更润物细无声地风靡了全世界。从美国,到澳大利亚,到中国,"最受欢迎的外国食物"的前三名排行榜上,总能看到意大利面。不管在意大利以外的地方,意大利面被做得多么荒腔走板,人们依然对它的亲民、朴实表现出极大的喜爱。

旅居美国的意大利文学史家朱塞佩·普雷佐里尼曾在1954年说:"意大利面比但丁更伟大的地方在哪里?意大利面进入了许多美国家庭,但在这些地方,但丁的名字未曾被提及。此外,但丁的作品是一个天才的智慧结晶,意大利面则是意大利人集体智慧的体现。意大利人将它化为国菜,任何政治想法都无法左右它,也没受伟大诗人的态度所影响。外国人可能无法了解和谐是什么,更无法了解但丁诗句的意义。不过一盘意式宽面应该就可以说服他,让他认同我们的这种'文明'。"

意大利面是政治语言,是饮食符号,也是沟通工具。但当我们想得不那么复杂的时候,它就是"快乐"的代名词。可以用杰纳罗·夸朗塔的一首诗来描绘每一位意大利面爱好者的心声:

你那干瘪的双唇从未微笑,双眼尽管有神却空洞,那是因为你不爱手切面、煎蛋饼和烤千层面。生活在一群快乐的胖子之间,你也会心宽体胖起来,也许能活到九十甚至一百岁。

中法50年交流史

“送上门”的富尔

1963年8月的一天,外交部法国科负责人张锡昌刚刚在办公室坐定,工作人员就送来了一份材料。张锡昌看了一眼,脱口而出:“富尔来得正是时候!”

这份材料说,正在瑞士达沃斯休假的法国前总理埃德加·富尔去伯尔尼会见中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要求以私人身份访华。张锡昌是1952年被分配到外交部欧非司法国科的。“我们习惯把二科叫‘法国科’,以法国为主,但负责的范围比较广,包括瑞士、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张锡昌回忆说。所以富尔要求访华的申请自然在第一时间送到了张锡昌这里。

1954年,苏、美、英、法、中五国外交会议在日内瓦举行。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与法国总理兼外长孟戴斯·弗朗斯打破常规举行了三次会晤。“这不仅为日内瓦会议成功起到重大作用,而且为中法关系开展开辟了道路。”张锡昌说,“日内瓦会议前,两国之间只有少数的民间往来,而且法国来的个人和团体主要是法共影响下的一些进步团体和个人,比如工会、妇联这一类。”

1954年之后,中法之间的交流情况已有显著不同。中法双方在英国伦敦、瑞士日内瓦和伯尔尼三个地方建立了官方沟通的渠道,法国外交部的高官与中国外交官们也有了私下的接触。“当时法国政府不可能违背美国的意思跟中国建交,但是它又想和中国发展关系,所以曾经多次试探能否建立过渡性机构,比如派遣非正式代表、建立商务代表机构等等。但是这些提议最终都不了了之,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法国本身第四共和国内部政坛更迭频繁。”张锡昌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经历人。他还记得,除了官方层面,民间层面或者半官方层面也开始互动频繁。很多政界人士或个人或组团来中国访问,比如1955年就有法国参议院的4位议员来访问。“所以中法建交并不是突如其来的,它有一个积累、铺垫的过程。这些来往和接触对于打开中法关系还是起到了不同程度的作用的。”回顾往事,张锡昌总结说。

在张锡昌接待的以半官方身份来的法国政治人物中,富尔即是其中一位。1908年出生的埃德加·富尔是一名军医之子,曾在巴黎东方语学校学习俄语,后来学习法律、做过律师,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富尔留在巴黎,加入戴高乐将军组织的抵抗运动。“二战”期间曾担任戴高乐临时政府副秘书长。

1957年5月,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邀请,富尔偕夫人露西以私人身份访问中国,并受到毛泽东接见。周恩来也同其多次交谈,而且他们几乎不受限制地走访了很多地区。在法国政界人士中,富尔是头一个获此殊荣的法国人。他后来说:“我应该属于最早甚至也许是第一位手持活页签证跨越中国边界的西方政府官员。”不过富尔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他的这次访问为日后戴高乐将军打开中法外交的大门奠定了基石。

“富尔一到中国就开始给法国著名的《费加罗报》写访华专栏文章,当时跟中国来往,在法国是个很热门的话题。”全程陪同富尔访问的张锡昌回忆。富尔夫妇的第一次中国之行还到访过武汉,参观了当时即将通车的武汉长江大桥。他后来把这些文章集结出版为《蛇山与龟山》一书,暗喻中法就如蛇龟二山,希望在中法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富尔在《蛇山与龟山》一书中说:“我认为大多数强国彻底将这片大陆置之不理是荒唐至极的事。”富尔后来将这本书寄给了在科隆贝隐居的戴高乐。没过多久,像以往一样,戴高乐亲笔给富尔回了一封长信,表示他对书中的内容极为感兴趣,并认为与中国恢复外交关系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只是目前时机还不成熟。

这段时间,中国对法国的政策也在孕育着一个新的变化。其实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法国政界就酝酿承认问题。但是横亘于两国之间的,固然有朝鲜战争、越南问题、阿尔及利亚问题、台湾问题等具体原因,更多的,还是来自意识形态截然相反的两个阵营的难以逾越的障碍。

“当时两国的关系正常化主要有两大障碍。首先是美国人的压力,法国人讲得很直接:要和美国取得一致。”张锡昌说。对此,法国外长安托万·比内1955年在参议院回答议员质询时所说的一番话最有代表性。他说,同中国建交“必须由西方国家共同决定”,法国“将考虑美国的态度”。

第二个障碍,则主要是两大战争。“一个是印度支那战争,我们一开始就大力支持越南,法国人也表示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承认中国的。日内瓦会议上印支战争停战后,这个问题有了转机。但是紧接着1955年就爆发了法国与阿尔及利亚的战争。我们也是从政治、经济、军事上支持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民族独立斗争。当时中央有个很重要的精神,叫‘不拿原则做交易’。戴高乐曾经派出一个议员向我们驻瑞士的大使试探,如果他们放弃台湾,中方能否在援助阿尔及利亚问题上做出让步,来打开中法关系,我们明确表示不可能。毛主席在1959年接见阿尔及利亚政府总理阿巴斯时明确表态:‘如果法国政府把干涉中国援助你们当作一个建交条件,我们不干。’”张锡昌回忆。

时光回到半个世纪前,两国都没有摆脱美苏两极格局束缚的愿望。而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之一员的中国,也把欧美相提并论,在打击“美帝”的战略前提下,很少考虑发展同法国等西欧国家的外交关系问题。而到了50年代,中国外交战略开始有了一个较大的变化,从“一边倒”、集中力量孤立和打击美帝逐步转变为反对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正如学者姚百慧撰文所称:“由于当时西欧表现出更多的对美独立姿态,中国开始把美欧区分开来,把西欧地位提高到在国际反修斗争中‘间接同盟军’的战略地位,日益重视和发展同西欧国家的关系,并重提‘中间地带’的概念。”

1956年,戴高乐的《战争回忆录》第二卷已出版,前两卷直言不讳地披露了大量戴高乐与美国的矛盾冲突情况。这一年的中共“八大”期间,毛泽东曾召集参加“八大”的使节集体谈话,要求大家抽时间读这本回忆录。毛泽东点评说:“戴高乐有独立性,在一些国际问题上,他不同意美国的一些观点和做法,不愿意让美国牵着自己的鼻子走,也不愿意让法国听从美国的控制和摆布。”1958年6月,戴高乐再次上台。

1962年2月,法国和阿尔及利亚签署了《埃维昂协议》,结束阿尔及利亚战争,使得中法关系发展道路上一个主要障碍被扫除。从这一年的6月起,《人民日报》在报道法国选举新国民议会时,不再发表抨击戴高乐的文章,与4年前对戴高乐上台后新选出的国民议会时的抨击形成鲜明对比,表明中国领导人对戴高乐的看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法国外交部在一份内部报告中指出:“从1949年起,法国政府就考虑过承认中国问题。由于印度支那战争和中国承认我国当年的对手胡志明的缘故,此事没有下文。1954年日内瓦协议缔结后,承认中国问题又重新提上日程。由于阿尔及利亚战争和最近几年中国的敌对态度(指中国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事情又耽搁下来了。1962年,这一障碍业已清除,承认中国已不再存在任何障碍了。”

也是从这个时候起,中国高层领导频频流露出强调发展两国关系的意图。1961年,毛泽东在接见法国参议员弗朗索瓦·密特朗时说,中法之间没有外交关系只是“暂时现象”。而在此期间,陈毅多次向法国外长德姆维尔探询,中法关系是否可以改善。德姆维尔回答说,目前两国的经济来往不错,文化交流较少,可考虑加强,外交关系可随时间解决。

“因为我们当时已经估计到1962年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这就扫除了中法关系正常化的重要障碍。而且戴高乐是个奉行独立自主政策的人,他可以不顾美国的反对来承认中国。中法建交的条件已经成熟。”

1963年2月,外交部向中央写了一份请示报告,建议邀请富尔等法方人士访华。“富尔在政府中并无官职,也不属于戴高乐派,却是戴高乐政治圈子里的要员,是个在野而又通天的人物。”谙熟法国政治的张锡昌评价道。

没想到的是,中方还没有付诸行动,富尔先提出访问中国,也难怪张锡昌脱口而出:“来得正是时候!”

特殊使命

“‘冷战’之后,在欧洲对中国有兴趣的人并不多,我的外祖父属于这极少数的欧洲人的一员。”罗道尔夫·奥本海默(Rodolphe Oppenheimer)说。富尔与太太露西育有两个女儿,罗道尔夫的母亲正是富尔的二女儿。在他看来,富尔最终能成为执行这一特殊使命的人选,首先与他本人的性格有关。“我的外祖父是一个对一切都感兴趣的人,他有很多的好奇心,这一点,从他在不同领域任的职务就能看出来。”富尔是法国政坛上一位非常活跃的人物,“二战”后,他曾先后担任政府总理、财政国务秘书、预算部长、司法部长、财政部长和国民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等。同法国很多政治家一样,富尔本人也博学多才,他本人是法兰西科学院院士,既是哲学家、历史学家,同时也是作家。除了写过各种政治和社会著作外,他还曾以埃德加·桑戴的笔名写过侦探小说。

埃德加·富尔的夫人也是值得一提的人物。罗道尔夫说:“我的外婆是犹太人,‘二战’时曾经到阿尔及利亚避难。”富尔的外孙罗道尔夫在巴黎市郊的克利希市政厅接受本刊采访时,特地带了一本他2013年5月出版的《中国之旅》,这是他为外祖父埃德加·富尔与中国打交道的经历而写的一本书。霍尔道夫介绍说,1942年外祖母在阿尔及利亚创办了《新法国》(NEF)杂志——这本杂志在法国历史界很有名,讨论的都是诸如妇女解放、殖民地独立、社会改革、同性恋人权等前沿又尖端的社会问题。富尔夫妇是那一时期典型的法国知识分子,思想“左”倾。罗道尔夫说,他的外公与外婆当年结婚时,选择的是去苏联度蜜月。“那时大家都很奇怪,一般法国人会去意大利或者布列塔尼度蜜月,‘你们怎么会去到这种地方?’所以那个时候,就会看出他们的与众不同。”

“戴高乐创立法兰西第五共和国(1958)之后,我的外公就回到巴黎在戴高乐将军身边开始工作;外婆的主要角色就是政府的咨询人、智囊、顾问,同时她自己也是一个作家,一直在写小说,同时还在做《新法国》这本杂志。”罗道尔夫说。

戴高乐是一个既有理想主义色彩又有现实主义头脑的政治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削弱了法国的国际地位,戴高乐决心重振法国在世界政治中的雄风。他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事务,不愿在外交和安全政策上听任美国摆布,希望建立一个多极世界。与中国改善关系,是戴高乐奉行独立外交的一个重要表现。他认为,与中国加强交往有助于实现他的整个外交战略构想。

“戴高乐谋求打开对华关系的时机,是与美国侵越战争急剧升级直接关联的。”张锡昌说。1963年8月29日,法国政府首次发表由戴高乐亲自拟定的关于越南局势的声明,含蓄地批评了美国。越南是法国传统势力所在,戴高乐深知,单凭法国的力量不足以使美国改弦更张,他希望借助中国制约美国,推动越南问题取得法国所期望的政治解决,以利法国重返东南亚。他深感法中关系正常化的紧迫性。

戴高乐是一位有着非凡政治洞见的政治人物。1963年的一次内阁会议上,戴高乐说:“古巴危机和中印冲突,这是两起非常重大的事件。两者似乎并无联系,实际上是相互关联的。我们看到中国的崛起,看到中苏两大国的较量,中苏将分道扬镳。”

基于以上种种判断,戴高乐决定开始采取行动。也许是想起之前富尔送他的《蛇山与龟山》那本书,准备有所行动的戴高乐,也在第一时间想到了富尔。戴高乐曾在1960年召见富尔,商谈远东问题。因此有的学者也认为,富尔实际上也扮演着戴高乐“在中国问题上的半官方顾问”。

1963年夏天,富尔正在瑞士达沃斯休假。也许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富尔夫妇此时也萌生了再次去中国的想法。他们通过法国驻瑞士大使馆,给中国驻瑞士使馆打电话,表示希望会见中国大使。时任中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得知消息后,当即表示同意。8月20日上午,富尔来到使馆与李清泉见面,表达了希望再次访华的心愿,他希望访华时间能安排在10月。

李清泉于是立即将此信息告知国内。在邀请法方政界人士来访问题上,中方一直试探法方“有无主动”,富尔在此时机提出访华要求,的确属于“主动送上门”。在得到周恩来的批示后,中方很快同意再次以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的名义邀请富尔。

就在戴高乐发表对越谈话的当天,他让身边工作人员紧急联络富尔。戴高乐的副官通过国际长途找到富尔,告知戴高乐总统紧急找他。见多识广的富尔夫人马上分析说:“眼下正值休假季节,不会是政府改组的事。”她敏锐地推测到,戴高乐这次召见“十有八九是关于中国的事情”。

富尔后来回忆,一见面,戴高乐就说:“前一段时间我曾就中国的问题征求过您的意见。您当时说还不能采取任何行动。现在您是不是还这么认为?”富尔回答说:“既然您现在和我谈起,说明您自己已经考虑过这个问题。我认为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首先,您现在已摆脱了阿尔及利亚问题,也就是说您不必担心假设与北京恢复外交关系会带来什么尴尬。其次,中国人由于与苏联发生摩擦现在正处境艰难。第三,您已多次向美国人表示出独立自主的信号,再多一次或少一次都不会太明显。”

在得知富尔已接到邀请准备访华之后,戴高乐说:“好吧,你到中国去。不过,你要作为我的代表前往中国。”他们开始具体筹划这次访问中国之行。不难理解的是,富尔的此次中国之旅虽然本质是官方任务,但是他必须全程秘密行动,不能走漏任何一点风声。这一点,与若干年后基辛格的秘密之旅颇为相似。因为中法尚未建立外交关系,戴高乐不便直接给中国领导人写信,但富尔又带有明确的政治使命,所以戴高乐在一张白纸上亲笔写了几句话,表面上看是写给富尔的,实际上表明富尔来访是经他的授权,富尔夫妇于是带着这样一张小纸条远赴异国他乡。

“我的外公后来称这个是‘可以飞的小纸条’。”罗道尔夫微笑着回忆。罗道尔夫说,外祖父后来一直提及此次中国之旅是个“漫长而艰难”的旅行——这不仅是指两国没有直航,富尔夫妇要舟车劳顿,转好几次飞机才能到达中国,更意味着此次东方之行富尔的激动之中夹杂着诸多不安的心情。与上一次来访不同,这一次他完全不知道是什么等待着他,而他能否不辱使命。

启程之前,富尔又专程去了趟伯尔尼,向中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说明前不久见了戴高乐一事。“此行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戴高乐。”他还告诉中方人员,自己还携有一封戴高乐致中国领导人的亲笔信,“不过他并未明确说明准备同中国领导人谈什么问题,只笼统表示谈国际问题和两国关系问题”。“他带着戴高乐的亲笔信,这件事性质就变了。”在国内的张锡昌收到使馆发来的信息,顿时觉得富尔的此行变得微妙起来。外交部方面做出几条应对措施,“如富尔以戴高乐代表身份来华,则规格可以提高一些”。周恩来与陈毅都批准了这一方案。

1963年10月11日,富尔夫妇离开巴黎前往亚洲。按照预先计划,为了使这次秘密使命不致引起外界注意,特别是避免为美国所觉察,富尔在访华前先访问柬埔寨,会见西哈努克亲王。10月19日,驻柬使馆向外交部汇报,认为“富尔此行是代表戴高乐对我作进一步的接触和试探”。

10月21日,张锡昌与外交学会副秘书长吴晓达一起,专程到深圳罗湖迎接富尔夫妇。“当年的罗湖不过是很不起眼的弹丸之地,中国内地与香港的分界线从罗湖桥中央穿过,双方边防军警隔着几个木架路障相望。”张锡昌回忆。经特许,张锡昌走上桥头,站在路障中方一侧,在迎面而来的人流中捕捉熟悉的身影。忽然,张锡昌看见人群中有一个谢顶的高个子外国人使劲向他挥手。张锡昌一眼就认出来,正是6年前他接待过的富尔。

对当时的张锡昌来说,他最急的是要“探”一下富尔的底。可是富尔谈锋甚健,一见面就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不过他也很快向中方人员交代实情:此行其实是带有特殊使命的,他是戴高乐的特使,携有戴高乐总统的一封亲笔信,他将面交中方领导人。

虽然富尔并没有马上出示这封信,但是中方还是立即确认了此前的推测。“我们立即决定按预定的高规格方案接待。”张锡昌回忆。中方立即调用一节专列车厢挂在从深圳开往广州的火车上。陈设讲究的专列车厢只坐了6个人,除了富尔夫妇、吴晓达和张锡昌,还有前来协助工作的广州外事处的两位同志。这与富尔上次访华时坐的普通软席车厢自然大不一样。凭着外事人员的敏感,张锡昌从富尔夫妇的神情中判断出,“他们已经辨出味道来了”。

当天晚上,广州市长曾生出面设晚宴欢迎富尔夫妇。第二天,富尔夫妇飞到北京,不像上次那样下榻北京饭店,而是住进了钓鱼台国宾馆。当晚,张奚若会长举行欢迎宴会,副总理兼外长陈毅元帅特地从外地赶来出席。富尔后来说,此举让他大为感动。“富尔从不断加码的接待规格中探究到,中方已收到戴高乐发出的信息。”张锡昌分析。

罗道尔夫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还兴致勃勃地介绍了一个有趣的细节:富尔到了北京后,向有关人员出示了戴高乐的信。“他们马上拿去辨认这是不是戴高乐的字迹。”富尔后来对中方对信息的掌握能力感到很惊讶,“在那个年代,中国就已经有了很强的工作能力,他们可以完全辨识戴高乐将军的手迹。”

张锡昌后来看到了这封亲笔信。“信的形式和内容都颇为独特。由于法国尚未承认新中国,戴高乐不便直接给中国政府或中国领导人写信。形式上信是写给富尔本人的,实际上却是给中国领导人看的。信件本身并非正式的授权书,只字未提委派富尔为特使谈判建交。但字里行间显示出,富尔是代表他来华探讨建交问题的。戴高乐可谓用心良苦。他既要尽量抬高富尔的身价,使之能直接同中国领导人商谈建交问题,又要不失堂堂法国总统的体面,尤其要避免万一谈不出名堂使自己处于尴尬境地。”

艰难的谈判

10月23日,周恩来接见了富尔夫妇,其实也意味着双方“短兵相接”,就建交开始了具体的技术谈判。

“谈判前后进行了10天左右,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来负责这项工作。”当年参与全过程的张锡昌回忆,“参与谈判的人数很少,对方就是富尔夫妇两个人。我们这边是周总理和陈老总主持,当时西欧司长、法国科的我,还有另外一个记录、一个翻译。谈判地点多数在西花厅。”

“谈判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处理法国和台湾的问题。正是在这个核心问题上面双方出现了重大分歧。”富尔向中方表明的立场是:法国愿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且承认只有一个中国;法国奉行独立政策,不需要征求美苏的意见,可以自己采取同中国建交的行动。“但是他后来一再提出:两国互相承认不应该提一切先决条件。他希望中国不要提使戴高乐丢脸或为难的条件,就是希望中方不要坚持法国首先主动与台湾断交。台湾问题解决之前不能建立外交关系和互换大使。”张锡昌后来查阅有关档案看到,在富尔来华以前,戴高乐对他有书面指示:“其中有一条:戴高乐既要跟中国建交,还希望法国还能跟台湾保持关系,即使是降一格也可以。实际上这是‘两个中国’的做法。所以富尔在谈判中试探,中法建交后,法国能否在台湾保持一个低级别的领事官员来照顾法国利益。而我们中方的立场也很明确,总理说那绝对不可能,这样就是英国模式了。总理说反对‘两个中国’的立场是坚定不移、不会改变的。”

“外祖父后来说,他意识到这个谈判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台湾问题是其中最困难的一部分。另外,外祖父很清楚地知道,即便法国是西方比较重要的一个国家,但是法国毕竟是一个小国,人口也很少,中国虽然落后,但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在他看来,一个小国家是没有资格去告诉一个大国家应该怎么做的。但同时,他又非常想要把西方的已经解放、先进的思想传递给当时中国的领导人,他应对的是一个微妙而复杂的局面,这对他来说是一个挑战。”富尔的外孙罗道尔夫说。

谈判进行了四轮,双方的观点完全是尖锐对立的,谈判陷入僵局。张锡昌还记得,富尔当时的情绪很低落。周恩来总理为了缓和气氛,10月25日晚请富尔夫妇在钓鱼台共进晚餐。“这顿饭吃得比较尴尬,本来富尔这人话很多的,但是饭桌上他没有讲什么话,他的夫人比较聪明,不时找一些轻松的话题来活跃一下气氛。”张锡昌回忆,周恩来后来还称赞富尔夫人比富尔沉得住气。吃完饭后,富尔站起来说:“总理先生,我们想去花园里透透空气。”他们告辞后,总理就跟工作人员说:“看样子他们是商量去了,我们也需要时间来考虑一下。”所以当天晚上总理就决定安排富尔夫妇去大同、内蒙古参观游览三天。富尔对中方的意思也心领神会。他后来在回忆中说:“我心里明白,中国人很乐意把我们支开三天,以便对我所提出的建议进行思考和讨论。”

等富尔再回北京时,中方已拿出新方案。“这三天里我们拟定了两个新方案:第一个方案叫‘积极有步骤的变通方案’,就是把促进建交的主体变通一下。不要求法国主动公开宣布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并同台湾断交,只要求他们发照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建议建立外交关系互换大使;中方复照表示同意,并附说明这就意味着法国不再承认在台湾的中华民国,以及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富尔认为把建交的先决条件变成自己的解释,而且让法国自己去处理法台关系,他觉得不错。但是我们的方案里提出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我们的外交人员到了法国,如果台湾外交人员赖着不走,而且法国还把他们作为外交人员看待的话,这不就成了两个中国了吗?这样情况下,我们就要中断建交进程,撤回外交人员。这一点让富尔觉得很为难。”

中方提出的第二个方案是“直接建交”方案:“在坚持反对‘两个中国’的原则立场的同时,对于建交的具体程序和‘驱蒋’的具体方式做变通的处理。具体说不要求法国先宣布同台湾断交,而以内部默契的方式处理法台关系问题,即在中法双方就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并承担相应义务达成默契的情况下,采取中法先宣布建交从而导致法台断交的特殊方式。”

可以理解的是,这样一个建交模式自然要最高领导人来决定。“当时毛主席在上海,我们先在北京按兵不动,毛主席找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四个人一起到上海研究了这个方案,最后毛主席批示‘照此办’。”张锡昌回忆。

接到最高领导人的指示后,张锡昌等人陪着富尔一起去了上海。一路上富尔情绪低落,平时谈笑风生的他变得寡言少语。“下飞机不久,我就被总理召到他办公室,总理口授了‘三项默契’的具体内容,我记录下来之后,译成法文交给富尔。富尔当时看到后很开心,他觉得这个可以接受。后面第五、第六两轮谈判主要就是一些细节问题、措辞的推敲等等。富尔很懂国际法,每个字眼都抠,翻来覆去地推敲,最后定下来。”这个后来被简称为“三项默契”的主要内容是:法国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法国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和地位;法台断交后,法国撤回驻台湾的外交代表机构和外交人员。

“因为富尔没有被授权来签订协议,最后还要戴高乐来决定,他只能把谈判的情况向戴高乐汇报。所以他就拟了一个向戴高乐报告的内容,要我们过目。我们一看,这个东西没法改,它没有充分反映谈判中间我们的立场,不好做修改。所以周总理想了个办法,以《周总理谈话要点》的形式搞了个书面的东西。‘三项默契’书面的东西就在这里。”

1963年11月2日,毛泽东接见富尔夫妇,此举也意味着中法建交谈判的圆满结束。周恩来、陈毅陪同接见。毛泽东对富尔夫妇说:“你们两位来得正是时候”,“要把两国关系建立起来”,要告诉戴高乐,“你们要派就派个大使来,不要学英国那样,搞了十几年,还是个代办,不要钻美国的圈套。这一点不搞清楚,我们不接纳你们的大使,我们也不派大使到你们那里去”。富尔表示:“现在可以说已经成功了。”以后的进展变得顺利起来,经过1963年底和1964年初两国代表在伯尔尼的正式谈判,中法之间的外交关系完全建立起来。

“外交核爆”

为避人耳目,富尔按原计划先飞到仰光。“我在那里亲自用打字机打了一份报告。”然后富尔又飞到新德里,将议定书和报告交给法国驻印度使馆的一位秘书,由这位秘书专程飞到巴黎送到总统府。完成这一系列重大政治任务之后,富尔在印度悠闲地待了两个星期,“许多人由此得出结论说,一定没有发生什么重要的事情”。他后来在《承认中国》一书中说:“经过长时间的犹豫,我在仰光起草报告时只提到了第一种方案。我担心两种解决方案会导致将军犹豫。我对自己说:‘边走边看。万一第一种方案行不通,我再拿出第二种。’但是事实证明这并没有必要。”

当富尔回到巴黎时,戴高乐已经看完了所有的文件。1963年11月22日,戴高乐在总统府接见了富尔。他告诉富尔,同意他的报告,并准备中法两国互相承认。正当戴高乐会见富尔的时候,世界上还发生了另一件大事:美国总统肯尼迪在达拉斯遇刺身亡。敏感的戴高乐意识到这件事情可能会对中法建交有一些微妙的影响。他告诉富尔:如果在参加肯尼迪葬礼之际与美国的对话不使他改变主意的话,他就会对这件事表示同意。

1963年11月24日,戴高乐赴美参加肯尼迪葬礼,他与约翰逊总统匆匆交谈了10分钟。约翰逊总统邀请戴高乐访美,戴高乐不置可否。约翰逊误以为戴高乐已经接受邀请,于是对外发布了这一信息,但随即遭到法方否认,这让约翰逊十分尴尬。戴高乐与约翰逊总统见面时是否提及中法建交问题,我们不得而知,但从后来的结果看,美国之行并没有改变戴高乐与中国建交的决心。

1963年12月12日,法国外长德姆维尔委派外交部欧洲司司长雅克·德博马歇前往伯尔尼,同中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就建交的具体事宜进行谈判。“当时中法建交谈判属于高度机密,只有总理、外长、总统府秘书长等少数人知情。”张锡昌回忆。

作为战略家,戴高乐仍在关注着这一切。1964年1月1日,在爱丽舍宫新年团拜时,戴高乐特地把德博马歇叫到一旁,悄悄问:“同中国人谈得怎么样?”他得到的回答是:一切按预定计划进行。

戴高乐早在1963年11月就说过:“一旦中法建交,很可能会有一连串的国家仿效法国。大家都想承认中国,甚至美国也不得不走这条路。说实在的,那种景象真是颇为壮观!”戴高乐的预想在几年后果然应验。“20世纪70年代初出现的第三次建交高潮,在一定意义上,是中法建交的冲击波的继续和发展。”张锡昌感慨说。后来尼克松也说过:“戴高乐在我实现美国对承认中国的问题的政策转变起了重大作用。”

1964年1月27日,北京和巴黎同时公布《中法建交联合公报》,法国成为第一个与新中国正式建交的西方大国。内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一致决定建立外交关系。两国政府为此商定在三个月内任命大使。”仅40余字的建交公报,字字千钧,轰动国际社会,被国际舆论称为“外交核爆炸”。

1月31日,戴高乐在爱丽舍宫举行了盛大记者招待会,发表以中国为主旨的重要讲话,正式宣布同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他在讲话中,赞扬中国历史悠久,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建立了“非常独特和非常深奥的文明”。他还强调,中国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越来越受到全世界的关注”,中法建交意味着“如实地承认了世界”。最后,他不无幽默地预言:“目前还在观望的某些国家政府迟早会觉得应当仿效法国。”

1964年5月27日,法国首任驻华大使佩耶抵达北京;6月2日,中国首任驻法大使黄镇到任。中法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进程宣告圆满完成。法国是世界上唯一同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而不首先宣布同台湾断交的国家。这种建交模式在新中国外交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中国政府派驻法国的第一批6名外交官之一的汪华还记得,1964年10月1日那天,中国在法国举办第一次国庆招待会。当时很多老华侨来到大使官邸门口,都不急于进门,而是面对飘扬的五星红旗泪流满面,一些人还向国旗郑重行礼,此情此景令在场许多工作人员感动不已,终生难忘。

时值今日再回首半个世纪前的风风雨雨,亲历者张锡昌不由感慨万千。“双方能够破除僵局、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我们中央下了决心。中法建交首先是双方都着眼于战略全局的战略决策——对戴高乐来说,他谋求超越东西方两大阵营,寻求事实上的盟友来冲击两极格局;对中国来说,毛主席要从建立反帝统一战线的高度出发,建立与法国的关系,来扩大我们在国际上的影响,改善与西方的关系,这一意义远远超出双边关系的范畴,所以西方称为外交核爆炸,当时是冲击两极格局的一个重大国际事件。震动西方、震动国际社会。”

“外祖父当时感觉最大的一个困难是,跟中国人接触就像下国际象棋或者玩黑暗中的游戏一样,因为中国人永远是一个表情,单单从表情上是判断不出来是高兴还是难过——这一点恰恰跟西方人相反,这让他在谈判中完全摸不到头脑。”罗道尔夫笑着说。富尔后来暗自下决定:既然中国人不表露出表情,那我也要学着这样做,从现在开始,再也不给出任何表情。富尔后来回忆:“他们不断地重申他们的观点。他们表达观点时总是喜欢从最基本的事情说起,讲许多笼统的话题。我了解他们的工作方法,因此我也采取同样方法。他们说三刻钟,我就说45分钟。我们大谈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现代历史等等。”富尔后来也不无得意地说,在了解到中方的会谈模式后,他采取了同样的方式不停地重复,反复地论述他要传达的政治理念。“就好像这是一场心理战,谁先失去了耐心谁就输了。”

埃德加·富尔后来把这次中国之行,部分归功于他的太太。据他回忆,富尔的夫人露西和毛泽东很聊得来,太太也给了他很多建议。“比如说如果想跟中国人工作,不能着急,跟中国人的会议约定一个小时,你在那个地方赖着不走也没有用,他们不同意就是不同意,只能重新再来谈。所以我的外祖父后来也慢慢明白,如果想跟中国建立很好的外交关系,他自己要学着以中国人的视角看待问题,而不是法国人的。”罗道尔夫说,他的外祖父富尔后来又到过中国很多次,包括去了很多地方的农村去考察,“他想要真正全面地认识中国”。

“我的外祖父在今天被视为英雄或传奇人物,但在那个年代,他的一切行动都是秘密进行的,因为很多事情无法预测,也有政治风险。因为大家都是非常紧张,比如怀疑他是否为苏联政府的间谍等等。所以所有他的这些活动都是在非常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罗道尔夫说。当年,毛泽东还送给外祖父一个木制的小吧台作礼物,上面还雕刻中文,“把门打开时,饮料就可以从上面升起来”。他保存的只有这一件。

“在我外公的那个年代,与中国或苏联这样的国家打交道时,一定要特别小心,不敢大声张扬。但是今天情况完全不一样了。”罗道尔夫笑着说,“像我就是一个亲华派。”罗道尔夫的另一个身份是巴黎下属克利希(Clichy)市副市长,他说自己有很多中国朋友,他也有很多与中国的商业计划,希望自己将来在政治上能扮演连接中国和法国的角色。

最后的心愿

1969年4月28日,戴高乐因公民投票失败而黯然离职。48小时后,蓬皮杜宣布参加总统竞选。6月15日,蓬皮杜当选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第二位总统。“综观蓬皮杜的内外政策,实际上他执行的是‘没有戴高乐的戴高乐主义’路线。”后来出任中国驻法国大使的蔡方柏,当时在使馆研究室工作,着力研究欧洲问题和法国的对外政策,虽然戴高乐与蓬皮杜这一对曾经亲密的政治伙伴后来产生分裂,但是在蔡方柏看来,蓬皮杜其实依然是“戴高乐主义者”。

“蓬皮杜上台后,发展对华关系在其对外政策中并不占优。但是到了70年代初,苏联扩张对西欧的威胁日益突出,西欧国家掀起了同中国建交的新高潮,中美关系也开始解冻,中国在国际上的作用不断得到加强。在此背景下,蓬皮杜萌发了访华的愿意。”1970年7月,蓬皮杜派领土整治和计划部长安德烈·贝当古访华,受到毛泽东、周恩来高规格的接待。贝当古代表法政府邀请周恩来总理访法。

1971年10月,中国外贸部长白相国访问法国。蓬皮杜总统亲自设宴招待代表团。在宴会前喝开胃酒的交谈中,为中法建交起了重要作用的富尔对蓬皮杜说:“总统先生,要是您去中国,我相信,中国当局必定会给予最高的礼遇。”蓬皮杜风趣地回答说:“亲爱的总理先生,我很乐意去。不过,不论您在北京的声望有多高,我总得该先收到北京当局的邀请才行。”

1972年7月法国外长莫里斯·舒曼率阵容强大的代表团访华,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接见。“在谈话中,毛泽东表示十分欢迎蓬皮杜访华,并说接待法国总统的规格将比接待尼克松高一点。”舒曼在与周恩来会面时,很直接地问:蓬皮杜总统很想知道他的访华愿望能否实现。周总理回答:当然欢迎法国总统访华。于是舒曼建议以董必武代主席的名义向蓬皮杜总统发出邀请。法方原提议蓬皮杜于1974年4月来华访问,后又突然把访华日期提前到1973年9月。

“蓬皮杜急于访华有以下原因:一是他力图通过进一步发展对华关系,增强其同美苏打交道时的话语权;二是通过访问,保持法国作为西方第一个同中国建交大国的优势地位,以免落在意大利、加拿大的后面;三是借机发展经贸关系;四是身体健康原因。”蔡方柏说,他们后来才知道,蓬皮杜此时已身患骨髓癌,全身浮肿。为避免重蹈戴高乐访华未成身先亡的覆辙,他决定不辞辛苦,争取有生之年来华会见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

法国方面对蓬皮杜的访华也进行预热。法国电视台开始播有关于中国的纪录片《愚公移山》。“法国文化电台还介绍了毛主席的诗词和书法。”蔡方柏回忆。不仅如此,部长佩雷菲特对记者发表谈话说,蓬皮杜总统访问中国是西方国家元首第一次正式访华,尼克松访华是为了解除两国间的战争状态,不能算数。

中方也为此访问做了充分准备。蔡方柏也奉命专程回北京参加接待工作,蔡大使还记得,9月,他在民族饭店的会议室向有关接待人员上了一趟“普及课”,内容包括介绍法国的政策和一些习俗,比如不要问女士的年龄、不要对老人说“您年纪大了,多注意身体”诸如此类的话,不要问客人是否吃过饭、送花不要送菊花等,事无巨细,一一关照。考虑到在那个国门封锁已久的年代,这样的叮嘱也并不为过。

“访华前,蓬皮杜总统已经发现患有癌症,医生劝他不要长途旅行去中国访问,但是蓬皮杜坚持要访华。在这样的情况下,礼宾官员和中国使馆谈访问日程时,要求特别严格,希望我们把所有活动中步行的距离都要同他们商量。”蔡方柏回忆。在日程安排上,马纳克大使提出,由于蓬皮杜总统身体不好,行动不便,不能多走路,也不宜长途坐汽车,改乘火车去大同云冈石窟参观。为此,中央政府专门拨款翻修了从车站到云岗再到机场的公路。马纳克大使要求保留机场欢迎仪式,以免被人看出法国总统身体不好。但是,红地毯要缩短,欢迎群众要少,以便总统少走路。经过双方几次商量,法方最终同意中方安排,蓬皮杜才起身来中国。那时周总理的身体也不是很好,但每一件事他也都认真过问。

蓬皮杜一行于1973年9月11日下午飞抵北京,他由此成为第一位访华的法国元首,也是西方大国元首正式访华第一人。周总理亲自在机场举行欢迎仪式,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欢迎宴会,气氛十分热烈。他受到了中国政府的高规格接待,周恩来总理和刚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副总理亲临机场迎接,邓小平还陪同他参观了故宫。周总理同蓬皮杜举行了两次正式会谈,蔡方柏是会谈记录者之一。毛主席则在中南海会见了他。蓬皮杜在会见毛主席时说:“无论如何,欧洲是要独立的,亚洲也要独立。”他回国后对中国驻法大使表示:中法两国都酷爱独立,决心不屈服于任何人,并始终保持警惕,这正是中法政治关系的基础。

9月17日中午,蓬皮杜一行乘法方专机回国。在机场送行时,下着大雨,上海市领导还安排了一大批群众去机场送行,他们都冒雨列队站在那里。尽管中方派专人为蓬皮杜及随行人员撑伞送上飞机,但在告别时,蓬皮杜总统西装革履,冒着大雨不打伞。蔡方柏还记得,当时警卫想给周总理打伞,总理不让,并生气地说:“法国总统没打伞,还有这么多群众都淋着雨,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像群众那样呢!”于是后面不少领导也纷纷把伞收起来了。

蓬皮杜可谓满载而归。访问期间,双方商定的辽阳化工合作项目合同总金额达12亿法郎,是中法建交以来双方最大合作项目。不但如此,周总理还同意以中国政府名义给法国人民赠送一对大熊猫。

当时法国媒体对蓬皮杜的访华做了很多报道。蓬皮杜与毛泽东见面后,法国各大报纸都在头版刊登消息,法电视台评论说,毛泽东接见“是蓬皮杜总统与中国革命之父的历史性会见”,还特地强调毛泽东与蓬皮杜的谈话时间比尼克松谈话时间长一倍。7个月后,蓬皮杜总统溘然长逝。而他在生前终于圆满完成了访华,也算是没有留下遗憾。

小平访法

蓬皮杜去世之后,1974年5月19日,48岁的吉斯卡尔·德斯坦以微弱优势当选为第五共和国的第三任总统,成为拿破仑以来最年轻的共和国总统。

“德斯坦上台正值西方‘30年黄金发展期’的终结。资本主义世界出现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蔡方柏说,“德斯坦从其对世界走向多极化趋势和一个强大而繁荣的中国的存在是世界均势与和平的基本因素的分析出发,急于要同中国领导人直接对话,以提高他同美苏打交道的地位。”

可是德斯坦也不能贸然前往中国。从礼宾规则上来说,1973年蓬皮杜总统访华后,只有中方派出相应的领导人访法后,德斯坦才能访华。因此德斯坦总统上台不久就通过多种渠道传话,希望中国领导人访法。1974年8月,法国驻华大使马纳克约见副外长乔冠华时,直截了当地提出:因为蓬皮杜总统已经访华,按礼宾规则,应在中国领导人回访后,德斯坦总统才好访华。考虑到周恩来总理的身体原因,中国方面答复:决定派副总理邓小平访法。

“法国方面把邓小平的访问看成是对蓬皮杜访华的回访,因此是按元首的规格接待他,将邓小平安排在与总统府只有一街之隔的专门接待国家元首的马里尼国宾馆。”全程参与接待的蔡方柏回忆。

1975年5月12日,邓小平的专机抵达巴黎,法国总理希拉克等人亲自到机场迎接。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正式访问西方国家,也是中法建交以来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法国。值得注意的是,当时邓小平的身份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这是中国高级领导人第一次访法,而且这次访问是在国内“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之时,所以邓小平的访法备受瞩目。

其实这并不是邓小平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次访问法国。1974年4月初,邓小平率领中国代表团前去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对法国心存一份特殊感情的邓小平在抵达目的地纽约之前和会毕之后回中国的往返两程中,都特意在必经之路的巴黎休息、参观了几天。这是邓小平自1926年初离开法国后的第一次再来巴黎。邓小平的心情格外舒畅。他在巴黎期间唯一提出的要求是吃法国人最普通的早餐牛角面包。出于安全的原因,使馆工作人员没有让他到市区转一转。回国之前,邓小平买了200个牛角面包和一些奶酪,回国后分送给周恩来、邓颖超、李富春和聂荣臻等人,他们都是20世纪20年代他在法国时的革命战友。

这次访问的另一特别之处是,邓小平副总理同德斯坦总统举行了两次正式会谈。一般说来,法总统即使接待国家元首来访也只正式会谈一次。“这种破格安排表明此访的重要性和对邓小平个人的尊重。”蔡方柏回忆,在一次晚宴中,德斯坦向邓小平询问了中苏边界谈判和一些亚洲形势等问题,邓小平均做了介绍。访法回国后,他在“访法报告”上特意加了一段话:“在同德斯坦、希拉克等人的接触中,发现他们对中国的情形不甚了解,对中苏边界的争议,甚至对苏联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也表示惊讶。所以我们同他们增加接触是必要的。”

在巴黎,邓小平只参观了凡尔赛宫。“他看得很快,不说什么话,也不提问题。”邓小平结束访问时,希拉克总理亲自去机场送行,而且法国其他领导人去的比迎接时还要多。希拉克后来回忆说,邓小平直率而热情,十分了解国际关系。这是邓小平作为国家领导人第一次访问一个现代西方国家,在这里他看到了50年前他离开之后法国发生的惊人变化。正如傅高义在《邓小平时代》里所说:“这次访问提供了一次机会,使他能够更具体地了解这个他在半个世纪以前所熟悉的国家发生了多大变化,思考中国为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做些什么。”

1980年10月15日,法国总统德斯坦带着夫人、女儿及随行人员到达北京,开始7天的正式访问。“德斯坦早在1965年就有访华的愿望,他常打趣说,他的家庭成员中只剩下他一人没有到过中国,处境非常孤立,希望能早日改善。”蔡方柏回忆。邓小平访法之后,虽然在外交礼仪上扫清了障碍,“但是鉴于美、苏争夺的重点在欧洲、中东以及法国的传统势力范围非洲,因此发展对华关系没有提到他的主要议事日程上来”。而中国自推行改革开放后呈现的蒸蒸日上的势头,使德斯坦感到访华的迫切性。“他选择此时来访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1981年春天法国将举行总统选举,他希望通过成功访华提高其在国内的声望,为蝉联总统获取更多选票。”熟悉法国政治的蔡方柏大使分析说。

中国政府当时给予德斯坦总统夫妇一行以高规格和隆重的接待。“双方谈得比较好,许多观点很接近,因此德斯坦挺高兴的。”前外长黄华夫人何理良回忆。德斯坦访华期间还有一段有意思的小插曲。据何理良回忆,当时黄华问德斯坦:正式的日程结束之后,愿意到中国什么地方去看一看?德斯坦回答说,希望能去西藏看一看。

“这倒是别的国家的元首、政府首脑从来没去过的地方。”中国方面后来才了解到,德斯坦喜欢登山,曾经是法国很有名的登山队员。何理良回忆说,当时主要的顾虑是担心海拔太高,但是考虑到德斯坦发自内心地喜欢高原,最终还是成全了他这个心愿。

于是,10月19日,德斯坦全家在参观完西安之后,乘专机飞抵拉萨。黄华与何理良也专程陪同去了西藏。拉萨的海拔为3600米,10月份空气中的含氧量比北京低20%,下飞机后不久,黄华就觉得头重脚轻。从机场到拉萨市需要乘坐两个多小时汽车,主人为防止来宾出现高山反应,在轿车内配有枕头式的氧气袋。到了住处之后,大家忙着先安排房间,刚要告诉总统先生住在哪里,突然发现他不见了。原来德斯坦早已按捺不住兴奋之情,跑到外面看风景了。他看到了牦牛,很高兴地给牦牛照相。因为在法国没有牦牛,只有在亚洲几个高原地区有牦牛,他非常喜欢。

“实际上小平也很愿意到西藏去的,但平时没有机会,后来有人买了两个很精致的小铜佛,一个送给黄华,一个送给了小平。黄老后来去拜访小平同志的时候,把小铜佛给了他。小平也希望到西藏去一下,哪怕一只脚沾一下子西藏的土地,然后马上坐飞机回来也行啊,但是医生不让他去,所以他只好放弃了。”何理良不无遗憾地回忆。

一波三折

1981年5月,密特朗击败德斯坦,当选为第五共和国第四任总统,结束了第五共和国成立以来一直为右派执政的局面,开启了左翼总统掌权14年的新时期。

其实密特朗是一位与中国交往“既早又多”的法国政治家。1961年,当时是国民议会参议院的一名年轻议员的他第二次前往中国时,受到毛泽东接见。密特朗后来把对此行的回忆写成了《面临挑战的中国》一书。作为一名对文学和哲学充满热爱的知识分子,他在书中称,自己在与中国的接触中对这个“直接从中世纪步入电子与原子世纪”的民族着了迷。

“密特朗执政的头两年,并没有把中法关系放到应有的战略位置,两国关系发展不顺利。”蔡大使说。在中方的邀请下,1983年5月3日至7日,密特朗访华,同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主要就双边关系和柬埔寨问题举行了会谈,签署核电合作备忘录。他带来的毕加索画作公开展览。访问期间,他还参观了西安秦始皇兵马俑、向中国作家巴金颁授法国荣誉军团勋章等文化活动。

“此次中国之行使中法关系摆脱了停滞不前的状态,从此进入了一个新时期。”自此,两国高层领导互访频繁,中法贸易额从1981年的6.8亿美元上升到1989年的近20亿美元。

“从1979到1989年10年当中,应该是中法关系进入快速发展轨道的时期。主要原因当然是中国开始奉行改革开放政策,法国人对中国的开放非常欢迎。”外交部欧洲司司长刘海星在1987年赴法留学,他本人即是这一时期的亲历者,对当时的氛围回忆起来仍有温暖之感:“当时学校里有很多辩论,‘中国’始终是个主题和话题;同学和老师们看到我这样一个中国留学生,真是好感尤佳——其实不是对我,是对我背后的中国好奇:中国走什么样的路,下一步怎么样……他们非常有兴趣,而且支持中国的改革。”刘海星回忆,法国自那时候起也开始大量吸收中国留学生,和中国开展大量贸易往来,也有一些大项目开始上马。

1989年,中法关系陡然跌入低谷。6月6日,法国总理米歇尔·罗卡尔宣布冻结法中两国的各级关系,总统、总理及政府官员与中国领导人将不再有任何接触。不仅如此,法方推迟了经贸混委会会议,取消了财经部长和科研部长访华。两国科技往来一度几乎全部停止。两国文化、教育混合委员会也被法方单方面中止。

“当时法国是七国集团的主席国,密特朗总统是主席,在拉德芳斯新的大拱门上召开的七国首脑会议上,做出一系列对华制裁的决定。”刘海星回忆。当时制裁措施包括:停止成员国与中国的军事合作和实行武器禁运。“其中一项重要决策到现在也没解禁,就是对华武器禁运。”

1990年,原驻瑞士大使蔡方柏接到新的任命,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法大使。当时苏联处于解体前的最后时刻,东欧也面临巨变,国际形势一片风雨欲来的态势。“我赴任的时候,中法关系相当困难。当时国内交代给我的任务,就是要打破制裁、恢复关系。”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91年8月,法国向台湾出售6艘护卫舰船体;1992年,法政府又允许达索公司向台湾出售60架幻影2000-5战斗机,“这两个事件导致中法关系跌入低谷”。“从1989到1993年,可以说中法关系处于历史上建交以来最为艰苦、最为波折的时期。”回顾过去,外交部欧洲司司长刘海星感慨地说。

蔡方柏上任之后,“几乎是百分之八九十的精力集中在反对售台武器上”。“武器已经卖了怎么办?卖了也要进行工作。最后,我们与国内经过商量,采取几项反制措施。”当时中方对法国的举措做出强烈回应,包括要求法方一个月内关闭驻广州的总领馆、撤销两国正在谈判的大型项目。“大亚湾核电站二期项目不给他们了,广州地铁项目本来要给法国的后来也取消。我们要买他们的小麦也不买了;副部级以上的干部也不去法国。那四家卖武器的公司也被排除在外不予接触,这就给他们很大打击。”蔡方柏大使回忆。

据蔡方柏大使介绍,当时法国方面之所以冒如此大政治风险,向台湾出售武器,还在于当时台湾提出一系列计划来“引诱”法国,“比如把高速列车、核电站、地铁等很多项目与法方合作”,但最后这些都成了一场空。反之,当时中方为制裁法国,将一大批项目转向德国,中国与德国、意大利等西欧国家关系加速发展。特别是德国总理科尔访华时,中德签署了价值几十亿美元的合同,在法引起了强烈反响。

法国资深政治家舍维内芒便是那段时间来中国进行沟通的人士之一。早在密特朗时期,舍维内芒出任过研究与技术部部长和教育部长。1988年,他又被密特朗任命为国防部长;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认为法国与美国的结盟与自己的政治理念不符,他又辞职而去。

“我做国防部长的时候,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好好学习过《孙子兵法》。”在巴黎的办公室接受本刊采访的舍维内芒半开玩笑说。在中法关系降到冰点之时,1992年,从国防部长卸任的舍维内芒受密特朗指派,以民间身份来到中国,这也是他第一次中国之行。“我的使命就是希望两国不要中断贸易和经济往来。”作为一名资深的政治家,舍维内芒出言谨慎,他只透露自己是受密特朗派遣,此行受到江泽民和李鹏的接见,而他这一次的访问“是非常成功的”。推测而言,舍维内芒只是当时斡旋于中法之间的众多推动者之一。

1993年3月,法国社会党政府在大选中惨败,希拉克领导的戴高乐派政党保卫共和联盟上台执政。法国政坛上第一次出现了“左右共治”的局面——总统是左派,政府是右派。“右派政府上来后,决心改变中法关系的现状,他们主动找到中国,要求跟我们商谈改善恢复中法关系的举措。”刘海星司长回忆。于是1993年底,法国派前法航董事长雅克·弗里德曼作为特使访华,经过长时间的商谈,1994年1月12日,中法两国政府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联合公报》。

“这份联合公报在中法关系交往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刘海星司长评价说。“在这份联合公报当中,法国政府明确声明‘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西方国家第一次用文字来这么明确地表述。同时他们也明确承诺不再向台湾出售武器。直到现在,这个公报对指导中法关系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1994年的‘1·12公报’翻开中法关系新的一页。”

破冰之旅

中法售台武器的问题解决以后,横亘于两国之间的障碍已扫除。1994年中法两国在信任恢复的气氛中庆祝了建交30周年。在商谈“1·12公报”期间,法方就主动表示巴拉迪尔总理希望于中法建交30周年时访华。4月7日,巴拉迪尔进行了三天的访华。在会见江泽民主席期间,巴拉迪尔代表总统密特朗向江泽民主席发出了访问法国的邀请。

完成接待巴拉迪尔任务后返回巴黎的蔡方柏,在最短时间内约见了密特朗的外事顾问,同他商量落实江泽民主席访问法国之事。双方很快将出访时间定在当年9月。

“时间敲定之后,对于外交来说,接下来的第二个重大问题,便是以何等礼宾规格接待。”蔡方柏大使详细介绍说,法国接待元首访问有几个级别,主要是工作访问、私人访问、正式访问和国事访问这几类。其中“国事访问”一年只安排一到两件,是最高级别的:总统要亲自到机场迎接并陪同检阅仪仗队;总统举行盛大的国宴;巴黎市长在市政大厅举行上千人参加的欢迎仪式;来访元首向凯旋门无名烈士墓献花圈。通过接触,法方决定按国事访问规格接待江主席。后来有法国朋友告诉蔡方柏:“此事是密特朗总统亲自拍板决定的。”这不单纯是礼宾规格问题,也折射出两国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发展势头。

可是就在正式访问的前几天,又冒出一个问题。法方通知中国方面:密特朗要在9月8日去柏林参加盟军撤离仪式,只能次日下午和晚上会见江主席。要法方推迟去柏林的时间是不能,因为这是一个有美、俄、英、德几国首脑同时出席的活动。如果推迟江泽民主席的访法时间,也将影响其访问俄罗斯等国的行程。法方提出派部长到机场迎接的代替方案。可是如此一来,这次访问的最高规格就会大打折扣。

“怎么办?这就是当时使馆要解决的大难题。我把使馆各部门领导人找来商量对策。最后我们使馆提了一个意见:江主席访问俄罗斯结束后,9月8日先直接飞马赛参观;第二天到巴黎开始国事访问。”双方最后都同意了这个意见。

9月9日15点整,江泽民的专机徐徐降落在奥利机场,密特朗如期出现在机场。其实,彼时的密特朗已是癌症晚期患者。“他的脸色非常苍白。跟健步走下舷梯的江主席形成鲜明对比。一年以后,他就去世了。”提及这一点,蔡方柏大使感慨万分。这次访法,也是江泽民夫人王冶坪第一次以国家主席夫人的身份随访,前两站在俄罗斯、乌克兰出席了多场外事活动,加之长途颠簸,身体有些吃不消。蔡方柏大使还记得一个细节:江主席用英语低声对密特朗说:“我夫人长途旅行很疲乏,有些头晕。能不能请你准备一把椅子让她坐一坐?”密特朗立即让人搬来两把椅子。当密特朗致辞时,江泽民就陪王冶坪坐下来;当江泽民致辞时,密特朗也可以随势坐下来,稍歇一会。“江主席此举既体现了对夫人的关爱,也照顾到了密特朗的病情。”

1994年,蔡方柏的一大半时间都用在了江泽民主席访法一事。连女儿结婚,他都无法赶回。现在回忆起来仍然让蔡方柏大使感慨不已的是:“密特朗总统从下午14点多钟去机场迎接,一直到晚上23点多国宴结束,连续花了近9个小时接待江主席,这对一位身患癌症、年过七旬的老人来说是何等不易。”而在蔡方柏看来,密特朗总统做出如此惊人的努力,也许是他对我国领导人对他三次访华给予的热情及隆重接待的最后回报。

9月12日晚,江泽民一行结束了对法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回国。此次访问适逢中法建交30周年,又正处于世纪之交,可称为中法关系史上意义深远的一次访问。《费加罗报》当时有评论,此访意味着“欧美国家孤立中国政策的终结”。

“全面伙伴”

经过1994年的两次高层互访,中国与法国在各领域的合作恢复正常。1995年5月,经历过两次总统竞选失败的希拉克,终于战胜社会党人若斯潘,当选为第五共和国的第六任总统。同时,法国传统右翼夺回了从议会到总统,再到政府的一统天下,从而结束了第五共和国的第三次左右“共治”的局面。

在谙熟法国政治的蔡方柏看来,希拉克就任总统之时,正是“冷战”结束后法国国际地位下降之时。与此同时,因为国内外的种种变化,“法国也再次成为西方外交独立性最强的国家”。希拉克就任后,就积极谋求发展对华关系。经双方商定,1997年5月,希拉克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希拉克自少年时就对中国文化和历史怀有浓厚兴趣。12岁时就学过杜甫、李白、王勃的诗。吴建民大使接受本刊采访时回忆,希拉克曾亲口告诉过他,自己在巴黎上中学时,经常逃学到吉美亚洲博物馆去看中国的青铜器,逐渐喜爱上了青铜器。希拉克有一次出席一个国际会议,会上有的人发言很啰唆,他就“忙里偷闲”默写起中国朝代纪年表,从夏商周一直写到民国,然后把表交给坐在后面的助手,说:“你帮我核对一下,有没有错。”助手不敢怠慢,立即打电话到巴黎,找到一位“中国通”,从头到尾核对了一遍,结果全部正确。

此次中国之行,希拉克还访问了上海,他在上海访问的第一个项目是参观上海博物馆。蔡方柏大使回忆,当时博物馆馆长、我国著名青铜器专家马承源亲自为贵宾做讲解。希拉克参观得非常仔细,还不时问了许多问题。让大家意外的是,参观到青铜馆时,没等马承源开口介绍,希拉克就自己开讲了。他眉飞色舞地向同行的法国人介绍一些展品的来历、功能以及在世界上的收藏情况,其专业水准,连身为青铜器专家马承源也大为意外。他转身对一位陪同参观的上海市领导说,希拉克对青铜器的知识可与我国专家相媲美。原计划半小时的行程,希拉克足足待了近两个小时,才依依不舍地离去。专机因此推迟了半小时才起飞。据蔡方柏大使回忆,江泽民曾对上海市长徐匡迪说,希拉克总统是他接触过的外国元首中,不仅对中国古代文化,而且对现代中国最为熟知的政治家。

希拉克此次访华,与江泽民主席共同签署了《建立中法全面伙伴关系联合声明》。“这是自1964年以来中法关系中最重要的文件。”蔡大使评价。中法签署联合声明,决定中法建立面向21世纪的“全面伙伴关系”。自此,中法全面伙伴关系迎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新时期。

1998年11月,吴建民出任中国驻法大使。12月16日,他向希拉克总统递交国书之后,希拉克总统随即与他作了长时间的会谈。其间,希拉克郑重地向吴建民提出邀请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于1999年访问法国。会见之后,吴建民立即将这一信息向国内作了报告。当然,吴建民心中也相当清楚,江主席接受邀请实现访法的前景并不乐观。因为就任国家主席之后的江泽民一般只对一国访问一次,对于法国,他已于1994年访问过,“这也涉及一个平衡问题”。

但是吴建民还是决定一试。他找机会向唐家璇外长陈述江主席再度访问法国的必要性:法国总统任期7年,即便是一届,1995年当选的希拉克执政也要到2002年。同时希拉克是当今西欧政治舞台上资格最老的政治家,在欧盟内部具有较大的发言权。因此,发展中法关系不仅对促进双边关系有益,而且对于促进中欧关系的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唐家璇认真听取了吴建民的意见,但也表示目前邀请江主席访问的国家很多,国内对此需作通盘斟酌。

1999年,江主席有一次亚欧非的出访。“当时在国内做策划时,并没有法国这一站。但是考虑到法国是很重要的国家,所以使馆还是建议江主席再次访问。”

外交部欧洲司司长刘海星,那时的身份是吴建民的外事秘书。他告诉吴建民一件事:1997年5月,希拉克总统第一次访问中国时,一下飞机就向担任翻译的刘海星问起了扬州。希拉克询问扬州的情况,显然不是漫不经意的,说明他在关注江泽民的故乡。“江主席很注意对等交流,希拉克那么关心扬州,我想我作为大使,不了解希拉克故乡,江主席问起来我不知道怎么办。”

吴建民自述是带着战战兢兢的心情赴任的。在使馆的就职演说上,吴建民说:“蔡大使在法国待了23年,而我本人去法国出差加起来不到23天。我不懂法国,希望大家帮助我。”除了向使馆内部的人学习之外,吴建民还拜访了很多外国使节,从他们那里获取建议。好几位大使都说,法国和中国都是文化大国,希拉克总统也非常重视文化。如何从文化上做文章,加强中法交流,也吴建民想得最多的事情。

吴建民决定先到希拉克的故乡看一看。巧的是,上世纪90年代初,刘海星曾在法国国立行政学院学习。实习期间,他被分配到位于法国中部的科雷兹省政府任省长助理。刘海星介绍说,科雷兹省位于法国中部的丘陵地带,畜牧业很发达。虽然并不富裕,但是孕育出两位法国政界名人——希拉克和奥朗德。科雷兹省有一座400多年历史的碧蒂城堡,1969年被希拉克买下作为私人宅邸。

“我当年在科雷兹实习的时候,并没去过希拉克的家乡。但是省里的人告诉我希拉克家自己买的房子就在省会不远的一个山坳里面。我跟吴建民大使提出,如果你愿意到这个省去看一看,我可以负责联系。现在的省长是我在的时候一个副省长。”刘海星说。

当使馆在酝酿说服江泽民主席访法时,刘海星一直向吴建民提议“这次访问要有特色”。“我注意到在此之前一个月,电视上播放了江主席到俄罗斯访问期间,与叶利钦总统在叶利钦的郊外别墅会面的画面,两人都不打领带、神情很轻松。我想这种形式很不错,我们是不是可以尝试这种风格的外交,到希拉克的家乡看一看?”

“我后来时常想,如果吴建民大使不是一个很开明的、而是循规蹈矩的大使,他肯定一下子就把我的方案给否定了。”现任外交部欧洲司司长的刘海星,提及此段往事,由衷地感慨,“吴大使最大的特点就是开放、开明。”在后来的使馆年终总结大会上,刘海星因此“创意”得到吴建民隆重表扬。

在吴建民的首肯下,刘海星开始了联络工作。不久,他陪同吴建民夫妇来到了科雷兹省。省长非常热情地接待了这几位中国客人。“当时省长把我带到客房去,告诉我,这是戴高乐总统、希拉克总统夫妇曾经住过的地方,你们夫妇今天也在这儿下榻。”吴建民回忆。席间,吴建民向省长问及希拉克家的情况。可是科雷兹省的官员回答他们说:城堡是总统的私宅,不对外开放,出于安全考虑,外人是不允许靠近城堡的,甚至连城堡所在的萨兰镇都不能去。

可是第二天,省长破例决定,允许吴建民一行“从远处眺望”。为此,科雷兹省政府还向总统府专门做了报告。于是一辆警车带路,把中方人员带到了离碧蒂城堡两公里的一个山坡上,警车停下来,警方对吴建民说:“大使先生,您只能在此眺望,我们不能再靠近了。”吴建民与刘海星等人只能站在山上远远眺望了希拉克的家。“幸亏我们俩眼神都不错。”刘海星笑着回忆,“这一片没别的房子,就他那一个城堡,还比较明显,有三层楼,灰石结构。”虽然由于天气不好雨雾朦胧,但毕竟他们对山坳里的城堡有了一个直观的印象。

回到巴黎后,吴建民见到了希拉克总统的身边顾问。吴建民注意到他们看自己的表情都怪怪的,似乎很兴奋,“眼睛里有神秘的眼光”。他后来才知道,法国方面以为吴建民是为江泽民出访打前站。不久,吴建民又特地约见了希拉克总统的外事顾问、后来也担任萨科齐外事顾问的雷维特,询问除了在巴黎正式的欢迎仪式以外,能否在总统家乡举办一个炉边会晤。“雷维特反应非常快,他马上回答说:‘大使先生的主意很好。据我所知,在此之前,只有希拉里应希拉克总统夫人的邀请到那个宅子里去过,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一个总统去过。如果江主席能去,对于总统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荣耀,也是开创中法关系的交往史。’”刘海星回忆。不久法国方面明确向吴建民表示,如果江泽民访问到科雷兹省的话,希拉克总统访问中国时将前往扬州。

二次访法

1999年3月20日,江泽民主席开始了他的意大利、瑞士和奥地利三国访问。按照预先的日程,26日下午,江泽民冒雨前往位于瑞法边境的欧洲核子物理研究中心,参观了由美籍华人物理学家丁肇中教授领导的该中心最大项目L3实验室。作为驻法大使,吴建民当天也特地赶到瑞法边境那里迎接江泽民。吴建民曾在1991到1994年任外交部发言人,与最高领导人的接触相对较多。“我和江主席接触很多,有时候他还专门找我去他家里谈话,但是江主席在法国没有时间和我谈。所以我就抓住他的秘书,跟他提及法国方面有这方面考虑,希望江主席访问法国的时候,能去希拉克总统的故乡,等2000年希拉克回访的时候,再去扬州。江主席的大秘书说:‘这个点子好啊!’”吴建民大使回忆。

信息是传过去了,但是吴建民等了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得到有关部门的确认。不久,吴建民回国述职,没想到,峰回路转。4月8日,主管外交的钱其琛副总理召见吴建民,吴建民在借此机会又全面地介绍了使馆的意见、法方的意图和1999年江主席访法的必要性。“没想到我刚把这个事情提出来——显然江主席和他打过招呼,他说:‘好吧,你们写报告吧!’这个事情就这样落实了。”

一个月后,吴建民再次回国述职。5月22日,江泽民召见吴建民。吴建民借此机会,当面将访问希拉克总统故乡的建议作了详细解说,江泽民主席很痛快地同意了。几个月的努力推动,终于有了一个最期待的结果。

这其实也宣告一系列繁杂甚至琐碎的准备工作的开始。第一个问题就迎面而来:江主席的专机要降在哪儿?刘海星介绍说,希拉克故乡所在的科雷兹省并没有大机场,而邻近的大区省会的机场虽然大一点,但也降不了中方的747专机。一番权衡之后,决定让江泽民坐希拉克的专机去,“它是一个不大的飞机,可以飞到大区的省会”。

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又接踵而至。“大区的省会都是省级公路,还不是高速公路,其中还有一段是乡间小道。另外,希拉克的古宅有三层,住不了几个人,总统夫妇和主席夫妇可以住在里面。底层是一个会客厅和大厨房,院子比较大,还有配房,可以住几个警卫人员。其他主要领导都要住在离他的宅子大概有20公里外的当地最好的一个二星级的旅馆。这是第二个困难。第三个困难,大批的人去,互相之间怎么协调安排。”刘海星回忆,当时使馆的“二把手”、公使衔参赞是后来出任大使的孔泉。当时就由孔泉来牵头,负责协调工作,大家“跑了无数趟”。

9月中旬,具体落实江泽民访问的先遣组也从国内到达巴黎,同法国就具体细节进行商洽。9月17日下午,吴建民和先遣组的人员一同前往科雷兹省萨朗镇。希拉克夫人也带着总统府的有关人员赶到了萨朗镇。

当吴建民等下车徒步走进院子时,希拉克夫人已经站在了门口。“她不出场的话,我们都进不去,但是我们必须要看里面的状况是什么样的,所以她亲自出面接待,手里拿了一大串的法国古老的大门钥匙在门口,光大门钥匙就找了半天我们才进去,然后二门钥匙再找半天……最后终于进了里面。房子有三层,没电梯,得爬上去,里面台阶很高,而且又窄又直。到时候,总统夫妇住在最高的三层,主席夫妇住二层,底层就是吃饭、会客的地方。我们一一查看,按现在标准,条件很一般,浴缸很高,得爬进去,很费劲,也没浴帘。他们夫妇只是周末有时去。我们也不能给人家提很多要求,但是江主席夫妇那时候年龄也不轻了,我们考虑到一些安全问题,有一些小要求。”刘海星回忆。

希拉克总统对江泽民主席的访问也相当重视。吴建民还记得,希拉克总统有一天请他们夫妇到总统府吃饭,这还是法国领导人第一次邀请大使到总统府赴宴。“他一见面就讲得很清楚,他说:‘我请你来,因为我要准备江主席的访问。’”吴建民对希拉克的重视态度印象深刻。希拉克告诉吴建民,自己从孩提时代就对亚洲文化很感兴趣,两人谈得非常投机,后来又多次打过交道,以至于希拉克后来在再到吴建民就亲热地称他“我亲爱的朋友”。

1999年10月21日,江泽民主席访法。23日晚,江主席一行人从里昂搭上希拉克总统的专机,如期降到了大区省会。希拉克和夫人贝尔纳黛特特意赶到里昂,专程迎接江主席夫妇。仪式完毕之后,希拉克总统对大家说:“我是主人,我得先回家,做迎接客人的准备。”于是希拉克的车队先离开。5分钟后,中方人员的车队出发。到了希拉克家的时候,夜幕已经降临,而希拉克已端端正正地站在门口,以主人身份来迎接中方贵宾。

“他们真的非常热情,非常好客。”刘海星记得,江泽民住的套间里开了暖气,洗澡间铺上了防滑垫,擦洗得非常干净。虽然没有宾馆里总统套间的气派,但却有总统套间所没有的温馨气氛。

由于饭厅不大,参加宴会的人很有限。中方除江泽民夫妇外,还有钱其琛副总理夫妇、唐家璇外长和吴建民。法方则有总统外事顾问、法国驻华大使、亚澳司长、总统府发言人等。入座时,按照西方的礼节,男士要为邻座的女士拉开椅子,等女士坐好后,自己才能入座。希拉克彬彬有礼地为王冶坪拉开椅子,请她入座。众人刚就座,突然发现男主人大步流星地走出了饭厅。就在大家都在纳闷他为何匆匆离去时,只见他拿着一个靠垫回来,亲手把靠垫垫在王冶坪的背后。在座者无不由衷地佩服这位1.9米多高大汉的细心周到。

当天晚上,江泽民主席与希拉克总统在厨房进行了特殊的晚宴。“从晚上8点多开始,吃饭、聊天,一直聊到晚上12点半,真是彻夜长谈,他们谈得很深入,气氛非常好。之后,他们回到房间各自休息。其他陪同人员驱车去20里地以外的宾馆住。我有幸住在希拉克家的院子里,住在边上的配房,不过那一夜几乎没怎么睡,一早上还得把厨师接进来……”虽然工作很辛苦,但刘海星想起来还是很兴奋。吴建民回自己下榻的旅馆休息,他事后听说江主席那晚又花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书写了辛弃疾的《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准备第二天早上送给希拉克。

24日上午,江泽民一行到古堡所在的萨朗镇参观。当地镇政府把他们的特产——手风琴送给江泽民主席,并奏起了舞曲。江泽民兴致很高,马上邀请希拉克夫人跳了一曲。这一幕让大家意外之余都很兴奋。一家法国媒体记述道:“在雅克·希拉克吃惊与艳羡的目光下,这对舞伴旋转啊、旋转。当地民意代表鼓掌赞美。江泽民微笑了。他很自豪。”而《法兰西晚报》的大标题是《跳华尔兹的江泽民在科雷兹,中国主席从严肃到松弛,精彩扮演了热情开放的国家领导人的角色》,称这一幕“比任何法中友好的演讲更富象征性”。

扬州回访

江泽民的此次访问在法国外交界引起震动,但是在吴建民头脑中,构思了很久的两国元首访问对方故乡的设想,才刚刚实现了一半。虽然他已知江泽民亲口对希拉克说了:你明年访问中国的时候,我请你去扬州。但不到最后关头,还不能完全确认此事。

2000年9月的一天,江泽民召见了回国的吴建民。交谈的话题之一,即有关希拉克访华的事宜。江泽民主席非常重视此事,他还就希拉克访问扬州作了具体而周密的部署,包括希拉克去了以后看什么、晚宴后要安排个小型的晚会及演什么节目等细节。

为了迎接希拉克总统,吴建民和夫人施燕华在希拉克正式到达的两天前就搭乘江泽民的专机到达扬州。2000年10月21日,希拉克的专机降落在南京碌口机场,然后赶往扬州。当天晚上,江泽民设非正式宴会款待希拉克。晚宴规格并不大,“就是朋友之间家人请客的那种感觉”。吴建民大使回忆。席间,江泽民亲自向希拉克介绍扬州的历史,希拉克听得非常认真。他在扬州只能停留不到24小时,但想看的东西却挺多,除了已安排的游瘦西湖、参观扬州博物馆和汉墓等以外,他还提出想看一下大运河。“这个要求一提出来,就知道他是懂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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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更让大家惊讶的还在后面。吴建民大使回忆,当时大家讨论起隋朝兴衰的话题,当时中方有人随口问了句:隋朝有几个皇帝?另一个人回答:隋文帝、隋炀帝。希拉克听到立即纠正说:“不,是三个。”那位同志不服气,坚持说是两个。希拉克也较起真儿来,重复道:“不,是三个。最后一个是恭帝,在位时间是607到608年,李渊是摄政王。”他拿出了默写中国历朝纪年表的功夫。“当时中方的人员还跟希拉克辩论,还不大相信的样子。江主席出来了,他说:你们别争了。这个饭桌上面,中国历史知识肯定没有人超过希拉克。”

“去扬州,住在扬州迎宾馆,希拉克很高兴。江主席接待了希拉克,两个人在里面品茶,看江南小调,吃饭聊天,还看了扬州的水坝……都是文化,所以扬州给希拉克留下很深的印象,他后来很长时间言必谈扬州。这就是家乡互访的作用。”

江泽民那一晚很高兴,乘兴唱了一曲《我的太阳》。希拉克真诚地对江泽民说:“这是我当选总统之后度过的最愉快的晚上。”

“江主席做事很认真的,晚上回来就打电话问北京,查隋朝几个皇帝。第二天早上,江主席与希拉克在国宾馆的茶室共进早餐。江主席见到希拉克的第一句话说:昨天晚上我查了,你是对的,隋朝有三个皇帝。希拉克很有意思,他回答说:‘当然是我对了。’——这就是文化的差别,我们中国人即便是对的,也要表示谦虚一点。可是在法国人那里,对的就是对的,一点也不含糊。”吴建民大使笑着回忆。

“江泽民主席和希拉克总统关系很好,双方互访了各自的故乡,这个在中国外交史上是第一次。”前驻法大使吴建民说。希拉克总统这次访华从2000年10月21日至23日,一共停留了57个小时,其中与江泽民在一起的时间就近三分之一。这是正式会谈达不到的效果。从当时留下的影像资料看,两位最高领导人脸上的笑容都异常轻松、自然。那是正式的外交场合难以见到的表情。也是通过会谈,中法两国同意为促进相互了解和在文化、经济、科技等领域的交流,两国将在对方国家举办文化年。这一提议是希拉克首先提出的,江泽民立即表示同意。

回忆往事,刘海星司长也感慨连连。因为当时的宣传报道规模和手段远不及今天,气氛也不如今天开放,国内对两国元首互访的细节和效果了解得不够深入,但它确实是中法交流史的一段佳话。

曾在中法关系几个关键时期出访中国的法国前总理拉法兰,在法国政坛有“中国先生”的雅号(于楚众 摄)

“战略伙伴”

在江泽民主席与希拉克总统实现历史性的两国元首互访之后,中法关系进入快速发展阶段。2002年,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上台,在此期间,中法关系最被称道的,是2003年4月SARS期间法国总理拉法兰的坚持访华。

1948年出生的拉法兰,毕业于巴黎大学和巴黎高等商学院。早年当过大学讲师、通信公司总经理。1977年从政,先后当选市议员、大区议员和议会主席。2002年出任法国总理。

2003春天,北京爆发了严重的SARS疫情。当时担任法国总理的拉法兰依然按原定计划,访问了北京,成为SARS爆发后第一位访问中国的西方领导人。

“当年布莱尔、施罗德等西方政治领导人,都取消了访华行程。而我当时想证明法国对于中国控制‘非典’疫情的能力充满信心,以这种方式来体现中法友谊。”深秋的一天,刚从北京参加会议返回巴黎的拉法兰在参议院办公室内接受了本刊采访。巴黎左岸卢森堡公园的身后卢森堡宫便是法国参议院所在地,卢森堡宫于1615至1620年由玛丽·德·美第奇建立,先后被路易十八、拿破仑等人使用,后被用作参议院。当天下着濛濛细雨,穿过卢森堡宫的中庭,登上古老的石制楼梯,进入拉法兰的办公室。办公室保持着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内部装饰风格,拉法兰在他办公室的圆桌旁接受了采访。

1971年,还是学生的拉法兰第一次来到中国香港。他站在港口,看到成千上万条船载着人群驶向中国内地。“那时的中国内地,对我来说是一个神秘的地方。因为我无法进入中国内地,所以我对它充满了好奇。”1976年拉法兰作为德斯坦所属政党的青年代表团第一次访华,悼念了去世的毛泽东,后来他在中国做了一次16天的长途访问,哈尔滨、沈阳、北京、上海,他坐火车沿途一路直接南下到无锡。“那时我对中国的第一印象,就是街上的孩子们。1976年对中国来说是艰难的一年,唐山大地震、毛泽东去世、周恩来去世……所有中国人的穿着都近乎一样,成年人的眼神里透露出来的是悲伤。可是满街跑来跑去的小孩们看上去轻松很多,我感觉年轻人很喜欢外国人,对外国人很热情,并不拘谨。中国到处都有乒乓球台子,我们来自法国的一行人永远带着乒乓球拍子,随时准备和这些中国孩子们打上几盘,那次旅行,法国人只赢过一回……”拉法兰笑着陷入了回忆之中。

2003年4月25日,拉法兰飞抵北京,此时也正是SARS疫情最为严重的时刻。“我的第一印象便是当时在中国的法国人情绪很低落,那时学校已经放假,但是他们在法国的父母或祖父母因为怕传染SARS,都不想让在中国读书的法国留学生回法国看望家人。由于恐慌,亲人都不愿相见,这种情况让我很悲痛。正是因此,我才想去中国,向所有人证明SARS疫情已经在中国得到了控制。”

时任中国驻法大使吴建民,当时也专程从法国回来陪同拉法兰。“我们在抗击‘非典’的关键时刻,也非常需要一个外国领导人来。法国是大国,他的领导人来当然很重要。”吴大使回忆,中方对拉法兰的到来也做了非常细致的准备。“吴仪副总理召开预备会议,亲自检查当时下榻的宾馆。据说有一个大厨发烧了,马上采取行动隔离起来,以防万一。”吴大使回到北京后,也不允许回家,而是直接住进钓鱼台。

“我来到中国后,便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交流合作。对我来说那次访问非常个人化,我认为一个大国应该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即使有困难,人们也肯定可以克服困难解决问题,这也是我想传递给中国人民的信息。”为了表明自己对中国政府的信心,拉法兰在北京全程没有戴口罩。“不光中国政府领导人对我们访华大加赞赏,中国人民也特别开心,我记得街上的百姓向我们喊:‘相信我们,我们能够胜利!’”想起那次特殊的经历,拉法兰依然心绪难平。

吴建民回忆,拉法兰的到访也让中国领导人非常感动。某天下午原计划是由吴建民陪同参观国家大剧院的工地,而在中午温家宝总理宴请午餐的时候,温总理提出由他来亲自陪同参观。“规格一下升高到由总理陪同去参观去了。”而晚餐由胡锦涛主席在钓鱼台请。“一见面,胡锦涛主席就说患难见真交。尽管拉法兰的访问时间只有两天,但在当时起到的效果还是很好的。”

在法国人眼中,尽管大家认为拉法兰当总理时政绩平平,但却公认他是一个“无论右翼选民还是左翼支持者都挑不出太多毛病的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而2003年的中国之旅让他与温家宝总理等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担任总理期间,拉法兰和中国政府领导人首创了具有世界典范意义的“中法文化年”活动。卸任总理后,拉法兰依然活跃在中法交流的第一线,成为继希拉克后,法国政界与中国交往最深的“中国通”。

2003年对法国来说也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八国集团首脑会议在法国的埃维昂举行。“以往的G8峰会,中国通常是不参加的。因为八国集团是‘富人俱乐部’,而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所以虽然他们曾经邀请过中国,但我们不参加。”吴建民大使介绍。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一些新兴国家的崛起,令“富人俱乐部”不得不重新审视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期望向一些发展中国家发展。

此次八国峰会的东道主国是法国。作为主席,希拉克总统第一个向中国表达了希望中国能参加的愿望。“每年在法国新年之际,总统有一个与各国驻法外交团的团拜。希拉克总统找我说:这次法国作为八国集团的主席,想搞一次与发展中国家的主要代表的对话,希望中国能参加。”

吴建民马上把这个信息报告给国内。但此时正逢中国新老领导核心交替之际,对此提议,一直到时3月份也暂时没有回应,法国方面很是着急,又来向吴建民询问对策。“我向他们建议,3月18日胡锦涛主席当选为国家主席,希拉克总统可以借此之机给胡锦涛主席打电话表示祝贺,然后借此之机提出来邀请他出席会议。法国人欣然接受了我的建议。希拉克总统也如期给胡锦涛主席打了电话。”

国内接到邀请之后,马上开始着手研究这个问题。当时,因为伊拉克战争问题,法国公然表示反对美国,当时法国外长德维尔潘在安理会也慷慨激昂地发言,与美国闹得很僵,美国也出现了很强烈的反法情绪。因此是否参加法国的G8峰会,显得非常微妙。

后来国内有关方面又来征求使馆意见,吴建民根据当时形势,力陈自己的理由。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来而不往非礼也”,“中国在‘非典’最困难的时候,邀请法国总理访华,人家来了;现在需要我们支持的时候,如果我们不去也说不过去”。他又说,胡锦涛主席对世界来说是一个新面孔,让世界早一点认识会更好。而在八国集团峰会上,占了世界GDP80%的各国领导人跟胡锦涛主席认识并交流,这是对中国有好处的事情。

经过一番权衡,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最终决定接受希拉克邀请,出席八国集团在峰会前与11个发展中国家举行的南北领导人对话。2003年6月1日,胡主席在埃维昂与希拉克会面,指出“现在是中法建交以来最好的时期”。吴建民回忆说,他回国去见李肇星部长,他说“你这个建议很好”。

2004年1月26日,在中法建交40周年之即,胡锦涛主席对法国进行了国事访问。“中国国家元首在中法建交纪念日时亲赴巴黎参加有关纪念活动,表明了中国对法国的高度重视,这本身就非常有意义。同时也开创了双边纪念活动的一项先例,而迄今仍是唯一。”接替吴建民出任大使的赵进军评价说。在建交纪念日当天,胡主席前往法国国民议会发表演讲。“法方朋友告诉我,胡主席是享有此项殊荣的亚洲首位国家元首。胡主席富有情感与说理性很强的演讲实况,在其后半年内在议会电视频道上反复播出,这对法国人民了解中国起到了很好作用。”另外,胡主席还亲临戴高乐基金会总部,向为中法建交做出重大贡献的戴高乐将军铜像献花致敬,体现出中国人“饮水不忘掘井人”的传统理念。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这一政治姿态受到法国政界和媒体的高度评价。

“这是中央新一届领导集体上台后,对西欧大国进行的首次访问,也正好结合1月27日中法建交40周年。在政治上,双方决定把‘全面伙伴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其次,双方决定互办文化年,这也是中国与西方国家的首例。”外交部欧洲司司长刘海星总结。

赵进军大使上任的第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办好中法文化年活动。提起来,他仍然津津乐道。“在文化年中著名的巴黎埃菲尔铁塔百年来第一次被染成红色,这是法兰西主动向中国致敬的特殊方式,也是表达庆贺中法建交40周年的祝福。希拉克总统夫妇还特意邀请胡锦涛主席夫妇在变红的铁塔上共进私人晚宴。法国最大的《费加罗报》次日在头版刊登了两国元首夫妇在红色铁塔前笑容满面的合影。无疑,这是当时中法亲密友好关系的真实写照与历史见证。”赵进军大使说。

中法文化年期间,中国一共组织和安排了300多项赴法交流的文化项目,其中60多项是大型的。这种对法文化交流的规模之大是建国以来从来没有过的。最令赵大使印象深刻的活动之一是在香街举行的彩装游行表演。2004年1月24日,中国文化年中的最大活动——由6000多名旅法华人华侨,近千名北京市民文艺团体,以及数百名法国太极拳爱好者组成的7000余人的表演队伍,在世界著名的香榭丽舍大街上举行欢庆中国猴年春节的彩妆游行表演。这次活动规模大、地点好,总体演出非常精彩和成功。事后,希拉克总统援引法警方的统计说,约70万巴黎市民及各国游客观赏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彩展示,受到法国民众和欧洲媒体的热情欢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法方批准在香街举办这种大规模外事文化活动是极不寻常的。因为按照法国的规定,在香街只能举办有关法国自身的节庆活动,如国庆阅兵等。

次年法国在中国举办的法国文化年也高潮迭起。2004年希拉克总统访华时,北京正阳门在法国的国旗颜色——蓝白红灯光的映照下显得格外美丽,中法两国元首夫妇亲切地在楼前合影留念。随后,当希拉克总统看到天安门前的喷水柱也放射出蓝白红三色水柱时笑得非常开心;2005年,法国总理拉法兰访问上海,东方明珠因披上了蓝白红法国三色而大放异彩。

除了人文交流精彩纷呈外,中法经贸合作也开始进入快车道。两国2002年的贸易额仅为83亿美元,2007年猛增至330多亿美元,5年内增长了3倍。同时,双方还达成了许多重大经贸科技合同。比如,法国成为中国对外签署高铁合作合同的第一家,中方批量订购空客飞机(包括巨型双层的A380)、空客320组装厂首次在欧洲以外的天津落户,中法签订三代核电(EPR)合作协议等。

“国与国之间政治上的亲疏,会直接影响双边关系的好坏。若政治上谈不拢,其他方面很难有像样的合作。当时中法关系好,主要是因为双边关系的基础好,两国的共同点多,如都是文化大国,都主张世界多极化,都反对霸权主义等等。特别是建交已经40年,其间有多少人——从上到下、一拨又一拨——为两国关系的发展全力以赴地做工作。加之,当时还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外部激发因素,那就是2003年4月美国发动了入侵伊拉克的战争。中法都坚决反对美国的霸权做法,并在联合国等外交场合对美展开批评。希拉克总统还公开表示将在安理会投否决票。美国对此十分恼火,采取了对中国和法国打压的举措。这无疑也促使中法关系走得更近。当时大家都说,中法间的亲密关系超出了以往。”赵进军大使感慨地说。

作为这种亲密关系的直接体现,希拉克总统曾经在巴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严厉斥责陈水扁搞“台独”活动,是“麻烦制造者”,并表态坚定地支持中国的和平统一。陈水扁对此恼羞成怒,“下令”暂停与法交往。此外,法方还限制达赖赴法活动,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可以说,这是法方对中国主权与统一最明确支持的表态。

风云突变

2007年,希拉克宣布退出政坛。“希拉克当政这12年,我们始终把希拉克摆在中法关系十分重要的位置,就是因为在他执政这12年当中,中法关系大踏步向前发展。中法关系的所有重大决定、战略举措都是他来决定的。”刘海星司长总结说。

“他的世界观、中国观和别的总统不一样。纵向来看,他是戴高乐传人;从国际局势横向来看,他也有独到之处。他很早就说:我认为到21世纪30年代,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在他的意识里,中国非常重要,中国必将成为世界第一。而且他由衷地欣赏中国文化,并且研究中国文化。众所周知,他是研究青铜器的专家。他自己说,最遗憾的是不懂中文,看中国古籍需要找翻译。另外,他珍视和中国领导人之间的感情,他不会因时因事而摇摆,他执政当中,对华这方面,他从来没有犹豫过。所以我们很感谢他对中法关系做出的贡献,历史一定会记住这个人物的,给他一个恰如其分的历史地位。”对于希拉克总统在中法关系上的贡献,刘海星司长不吝赞美之辞。

2007年5月7日,萨科齐战胜左派候选人罗雅尔,成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第六位总统。因为工作需要,孔泉与萨科齐的接触非常多。萨科齐来自移民家庭,曾担任过内政部长和预算部长,是个强势的部长。“无论国内和国际的大问题,他经常处于第一线,显示一切尽在掌握。他的总体执政风格是不过分依赖团队。”孔泉印象比较深的还有,有几次陪同中国领导人进入总统府,都看到萨科齐“在院子里弄了一张桌子,穿着衬衫在那办公,挽着袖子,也不忌讳”。

上任伊始,萨科齐便公开表示,中国是他非常重视的国家。所以在当选半年之后,萨科齐即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而且,在台湾、西藏以及北京奥运等“几个重要问题上”都对中方做了庄严的承诺。“他当时表态说,2008年我不仅是法国总统,还是欧盟轮值主席,因此我不但自己来,我还要带欧盟两位主席一起来出席开幕式。当时给人感觉中法关系的延续性得以维持,而且还能够发展得更快更好。”刘海星回忆。

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萨科齐访问北京时,是带着母亲一起来的。中方对萨科齐的母亲也予以高规格接待。“国宴都坐在首桌上,还给她赠送适合老年人的礼品,她很感动。”

可是,谁也没有料到,在转过年的2008年,中法关系陡然生变,遭遇到了新的困难。2008年西藏“3·14”事件发生后,西方一片对中国指责。“萨科齐作为一个政治家,此时应该站在中法关系的大局上来看待这个关系,可是他有点受到本国舆论、党派和部分民众的影响。”刘海星司长不无遗憾地总结。当时萨科齐针对北京奥运会发表的一些讲话,被英美媒体渲染为“萨科齐抵制北京奥运会”,也由此引起中国民众情绪极为强烈的反弹,甚至有了抵制家乐福的举动。“萨科齐自己都没想到,此言一出会激起这么大愤慨。”随之而来的是2008年3月,奥运会火炬传递在巴黎受阻,金晶事件更加重了中国民众对法国的反感。

2008年3月到任的孔泉,虽然之前已在中国驻法使馆工作多年,但是当时遭遇到的诸多困难还是让他感受到空前的压力。对于火炬传递前后遇到的诸多困难以及应对,孔泉并不愿意详细提及。他只是回忆了让他印象最深的一个细节:巴黎市长是一位左派人士,在奥运火炬传递前,他在市政厅挂了横幅,表示要求中国尊重人权。为此孔泉专门去了巴黎市政府,找到巴黎市长的第一副手,希望对方能撤掉横幅。但是另外一方面,市长本人又对火炬传递表示了极大的热忱,他要亲自接出来然后传给下一棒。

在火炬传递的当天早上,使馆一位同事告诉孔泉,巴黎市政府的窗户和阳台上出现了五环手铐和雪山狮子旗。孔泉派人前往交涉,无果。“我说这个不行,有这两面旗帜,我不会允许火炬出现在市政厅的门口,我不能够允许在递交火炬的时候,上面是挂着这样一种破坏中国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纵容分裂势力和玷污奥林匹克运动、侮辱中国人民的旗帜。”当时,火炬队伍一直在行进,这时候已经离巴黎市政厅大约只有500米左右。

火炬传递时,法方派出的安保力量总指挥,是巴黎警察总局的办公厅主任,是级别很高的一个职位。最初孔泉是通过对讲机与他联系。“我问他那两个旗帜还在不在。他说:‘大使先生,还在。我们实在取不下来,但是市长已经在门口等待了。’我说:‘请你最后一次告诉市长,这两个旗帜不取下来,我不会允许火炬在市政府门口停留。过了两分钟后他说:报告大使阁下,实在是拿不下来。”孔泉得知情况后,立即命令对方改变路线,按照第二方案,绕过市政厅。此时巴黎市政厅已人山人海,广场上有支持的、有反对的。这位警察总督在对讲机里对孔泉说:“大使先生,我要当面听你给我下命令。因为我是总指挥,我不能听步话机这么讲。”由于他从最前面的先导车队跑到孔泉所在的车前,让孔泉下命令。孔泉果断下令改变路线。“他后来非常坚定地执行我的命令,我也特别感激他。当时有很多人觉得我承受了很大的压力,的确如此,但是我觉得这是我的职责所在。”

“中法双边关系在2008年3月突如其来的一种严重局面。这种僵持局面实际上一直从3月份,持续到当年的12月份萨科齐在波兰见达赖。这是一种在僵持中的恶化,我这里压力的确很大。但在此过程中,无论在北京还是巴黎,我们始终表明了维护我们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任何形式分裂活动的坚定决心。这对他们的震撼比较大。”孔泉回忆说。

当中法关系陷入困境之际,已经卸任的赵进军在2008年又以胡锦涛主席特别代表身份访法。“这是我第一次担负这一特殊使命。”出发前,赵进军向法方提出了一个按职务、从低到高的会见要求。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法方反馈的信息竟然是从高到低的会见安排,即我抵法后将首先见总统,之后见二号人物参议长并有宴请,然后再见国民议会议长、外长及总统外事顾问。此外,还安排我会见前总统希拉克、前总理拉法兰和德维尔潘。”赵进军从法国方面的安排也感觉得到,“法方非常重视并急于改善对华关系”。

在会见萨科齐总统时,赵进军除了阐明中方对圣火受冲击的立场外,还提出一系列具体建议,比如希望萨科齐总统委派即将访华的参院议长蓬斯莱作为他的特别代表赴上海慰问金晶,向其表达敬意并致歉,以此取得中国人民的谅解。令赵进军大使没有想到的是,“萨科齐不但完全接受了我的建议,还专门写了一封信邀请金晶作为总统客人访法”。

中国方面的强烈反弹也许远远出乎萨科齐预料,令他不得不重新来评估中法关系。当年7月9日的八国集团会议上,萨科齐主动寻求和胡锦涛主席见面。“会面时,萨科齐明确向胡主席表示:要一如既往地来参加北京奥运会。”8月8日,北京奥运开幕式那天,萨科齐如约而至,早上来、半夜离开。萨科齐的出席标志着西方大国的悉数到场,代表了他们对北京奥运会的支持,“而且他代表欧盟,所以他的分量更重”。10月,萨科齐作为欧盟轮值主席,又来到北京与温家宝总理共同主持亚欧首脑会议。

就在大家以为这一轮风波终于要结束的时候,2008年底,中法关系因萨科齐在波兰接见达赖而再一次陷入低谷。当时中方也采取了强大的反制措施,包括取消原定在法国召开的中欧领导人会晤。“这还是唯一一次在一个国家担任主席国的时候,没有如期举行中欧领导人会晤。”中方的态度让法国“终于认识到它在中法关系史上犯了另一个严重的错误”,因而表示出修复的意图。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经过双方商定,2009年4月1日中午,中法两国外交部同时发布一份《中法新闻公报》。在简短的公报中有个突出的内容,那就是法国承诺并拒绝支持任何形式的西藏独立。公报原文说:法国充分认识到西藏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坚持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由戴高乐将军做出的决定没有也不会改变。本着这一精神,并根据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法国拒绝支持任何形式的“西藏独立”。当晚22点45分,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伦敦下榻的酒店与萨科齐进行了恢复关系的首次会见。这标志着中法关系实现重大转圜,重新走上正常轨道。

重入正轨

“正因为有2008、2009年的波折和困难,才使双方特别是法方更加认识到,两国关系中的发展,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恩赐,而是双方的共同需要。这是一种互利共赢的合作。合作基础就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孔泉大使说。

“《新闻公报》以及两国首脑会晤之后,从2009到2013年这4年间,中法关系在一个新的基础上,能够比较稳定的、健康的、持续的发展。随后有5位中国国家领导人——基本上政治局常委这个层面,先后8次访问法国,这个密度是很大的;而法国的总统、总理、两院议长,11次访问中国,而萨科齐有一年就来了3次中国。”刘海星司长说。

“萨科齐一直向往中国,在他还是党主席、党首的时候,在巴黎市区当一个市镇长的时候,他应外交协会、全国友协的邀请到中国来访问多次。在他最不被看好的时候,在政治生涯进入低谷的时候,能被中方邀请访问中国,他觉得在中国找到了安慰,找到了信心,找到了重新出山的信心。”刘海星说。

孔泉曾几次陪同萨科齐访问中国,其中有一次还陪同他及其夫人布吕尼一起去西安。2010年4月28日至30日,法国总统萨科齐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上海世博会开幕式。此次为萨科齐第三次访华,除了延长访问时间外,对西安、长城、北京故宫及上海世博园等地的访问,刻意突出法国总统对中国文化的好感和兴趣。孔泉回忆,萨科齐夫妇对西安兵马俑印象深刻,连声赞叹,甚至当时还下到兵马俑的坑道里,仔细观摩。“我们在国宴上演奏了布吕尼唱的曲子,他非常的激动。”在旁边观察到这一切的孔泉深深记住了这位总统内心情感流露的那一面。

萨科齐在任时,一共访问了6次中国,其中几次都是“旋风式访问”,来去匆匆。2011年,萨科齐来中国参加由法国主办的“国际货币体系研讨会”,专门从法国赶到南京,参加开幕式会,随后在北京凌晨1点钟倒飞机。“我当时也去接他一下。他基本上就从一个小飞机上下来,披着个毛衣,立刻换了一个大飞机,回巴黎。我说:‘总统先生,欢迎你再次到中国。’他说:‘是,我只在中国土地上待了两分钟。’因为他走了不到100米。”这一幕也给孔泉留下很深的印象。孔泉离任前,专门去拜访了萨科齐,萨科齐还由衷感慨地说,他深深感到治理中国13亿人的不易。“其实这也说明他在同中国的接触中,在同中国领导人的会谈中,对中国的认识也不断加深。”

2010年11月,胡锦涛主席应萨科齐邀请,访问了法国。以此为标志,两国的政治关系得到全面恢复。“那次访问也很成功,特别是为2011年举行的G20会议做了很好的铺垫。第二年,胡主席去戛纳参加G20会议,萨科齐发挥了很好的东道主作用,给予中方很好的接待和安排,中法共同努力、行动使得G20会议取得比较好的结果,因为当时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闹得最凶的时候,欧洲非常需要中国,法国更需要中国的支持理解和帮助。”

“我们要看到,萨科齐是西方大国中唯一既出席北京奥运开幕式,又出席上海世博开幕式的国家元首,也是任内访华次数最多的法国总统。”赵进军大使客观而冷静地评价,“例如,他把应在法国召开的G20部长级筹备会破例改在中国南京举行,并亲自来华主持。他还利用出差之机有意经停北京,以增加同中国领导人的接触。显然,这都是对华友好之举。”

“最好的时期”

孔泉2008年3月出任中国驻法国大使时,社会党刚刚在总统选举中失败,这已经是社会党连续第三次在总统选举中失败。不少人将社会党难以东山再起归咎于第一书记奥朗德,奥朗德黯然下台。“我认识他很多周围的朋友,所以我上一任,我通过中间的朋友说:我还没有见过奥朗德先生。现在他时间比较宽裕了,我能否见他一下。结果他立刻就答复,非常愿意。”孔泉在接受本刊采访时回忆。奥朗德来到孔泉的官邸,两人畅聊了很多事。

奥朗德本人应该对他人生低潮期这为时三个小时的会面印象深刻。2012年5月,他成功当选总统后,孔泉在第一时间向他表示了祝贺之后,询问是否再次会面。还没有正式走马上任的奥朗德立刻传来积极的反馈。孔泉与奥朗德的这次会面还是在他的竞选总部,“可能再过一两天就就任总统、要搬到爱丽舍宫了。所以实际上,我是他当选之后就任之前这段时间内,见到的唯一的一个外国使节”。孔泉还记得,会面结束之后,他的照片被法国媒体广泛报道。有的报道还一本正经地分析说,因为奥朗德已经接见了美国大使,所以这次接见中国大使是出于外交平衡的考虑。“实际上美国大使是奥朗德的二把手见的。”奥朗德在见孔泉时还提到,仍然记得上次两人的会晤。“我转达了我们国家主席对他的祝贺,对两国关系的期待,他的回应非常积极。总体上来看,我觉得他和萨科齐一样,对中国的看法在不断深化,也会更加完整、客观。”孔泉评价。

刘海星司长说,奥朗德在2012年当选总统后,就表达了希望尽早访华的愿望。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之后,奥朗德发了贺电,再次表示访华,“从此我们就开始准备”。

2013年4月,奥朗德总统对中国举行访问,这既是他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也是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接待的第一个西方大国领导人”。外交部欧洲司司长刘海星评价说:奥朗德这次访问非常成功,特别是和新一届领导集体进行了接触,双方表明了要发展关系的意愿。

提及2014年3月习近平主席对法国进行的国事访问,刘海星司长则不吝赞美之辞:“这次访问的的确确应该堪称中法交往史上的一个丰碑和典范。”“法国对这次访问非常重视,奥朗德总统和习主席一共相处了近10个小时,他们也举办了很多破格的活动,这是之前法国从来没有给过外国元首的:礼宾接待,最高规格;安全保卫,只要主席车队一出动,街道戒严,确保安全。奥朗德在凡尔赛宫打开了1993年之后就关闭的房间——这个房间以往的君王用过、戴高乐用过,后来就作为文物给封起来了。这次奥朗德专门打开它,在那里宴请习主席夫妇,而且为习主席夫妇准备了道数繁多的法国经典佳肴,极尽地主之谊,给中方留下了深刻印象。”刘海星司长说,这些做法表面上是“礼宾”,但实际上表明对一个国家的尊重。“在经贸领域,更加取得了很大成果。中法签订了500亿美元的合同协议。习主席访欧四站(荷兰、法国、德国、比利时)一共签了700亿美元的合同,法国独占500亿。到现在,中法两国各界还在津津乐道此次访法。”在其后发表的公报中,“两国元首一致决定,开创紧密持久的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时代”。

在刘海星司长看来,现在“中法关系进入最好的时期”。这不仅是从中法建交50年的历程上来判断的结果,“从横向来看也是如此”。刘司长说,法国外长法比尤斯在执政的两年内,7次到访中国、12次与中国的外长见面,“这么高的频率完全是打破纪录的”。整个法国政府对华奉行友好政策,在经贸、人文交流、政治上稳定,在一些重大敏感问题上,法国政府立场很明确。法比尤斯最近最为引人注目的举措是宣布对中国公民实行48小时内发放签证,刘海星说,很多国家听了以后都不以为然,觉得浪漫的法国人肯定很难兑现,可是“恰恰相反,他说到做到”。而2014年去法国的中国游客同期增长60%。

“独立心灵的交流”

从1964年中法建交引起的“外交核爆”,到2014年两国元首共创“最好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法兰西共和国已携手走过半个世纪。从戴高乐到奥朗德,法国经历了7任总统,其中5位属右翼,2位属左翼。虽然他们治国理政的观念不尽相同,但在构建稳定友好的中法关系上却基本一致,这不是偶然的。

为了纪念中法建交50周年的特别报道,本刊采访了中、法双方多位重要政治人士,他们都是这半个世纪以来中法关系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在回顾这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中,他们几乎不约而同提到:除了地缘政治、国际关系以及经济推动等诸多现实利益考量之外,对彼此历史与文化的认同与尊重,是凝结两国关系更深刻也更久远的因素。所以在中法纪念建交50周年之时,有媒体称,这是“两颗独立的心灵的彼此交流”,这或许是中法关系之意义与内涵的最好诠释。

“中法交往首先是文化上的彼此欣赏。”前大使吴建民一言以蔽之。他说,在法国,“稍有点身份的人家里都有几件中国文物,屏风、国画或者中国瓷器,都放在很显眼的地方,表明自己的文化品位。反之,中国人对法国文化也有好感,巴黎仍是中国旅游者的首选目标。法国的生活质量、名牌及法国的饮食等等,中国人也非常推崇”。

“法国一直有欣赏中国文明的传统,大概在17、18世纪启蒙运动中就对中国文化非常重视。”曾经出任过多位部长职务的舍维内芒说,在法国的教育体系里面,有高等教育进考体系,是借鉴了中国的科举制度。而几任法国领导人对中国文化的欣赏,则成了中法50年交流史的佳话。希拉克的中国情结自不必多提。德斯坦也是一位资深“中国迷”。1990年,德斯坦又一次访问中国时,提出要去承德看一看。当时在外交部欧洲司工作的孔泉陪同德斯坦去了承德。原来德斯坦此行的目的,是想了解当年英国的马戛尔尼使团到中国来叩拜皇上的曲折和中国第一次洋务运动的起始影响和当时清政府内部的争论。“他研究问题研究得很深。”孔泉说。后来孔泉每次与德斯坦见面,德斯坦都要用中文跟他说一两句话。在中法文化语言年开幕式上,孔泉邀请德斯坦致词。“他说我要念一篇稿子,当然他是按照拼音标的,但是这种学习精神,的确令人钦佩。”德斯坦至今还在坚持学中文。如果不是骨子里的热爱,很难想象他会坚持到今天。

“从更广阔的视野看中法两国,各自对自身民族和文化历史的高度认同,是两国人民之间最好的交流平台。”这是孔泉大使的感悟。孔泉说,中法双方都以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为自豪,其次,两国的文化历史,“都有兼容并蓄的特点”。法国现在6500万人口,有1/4是外来移民,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这样的特点,“同时两国文化也有一种谦逊的精神”。“无论从文化、艺术、还是语言,中法双方是彼此相互吸引的关系。这在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交往并不多见。可以预期未来的合作必然有一种很坚实的基础和一种不竭的动力。”他充满信心地说。

当年在法中关系陷入低谷时,在法国政坛上有“中国先生”之誉的拉法兰,在关键时刻又挺身而出:2009年2月,拉法兰率代表团对北京进行了为期7天的访问,成为当时首位访华的法国高层官员。对于那次访华,拉法兰回忆说:“可以说2008年的那次中法关系降温中,不理解导致了很多问题的产生。中国的思想,既开放又要求相互尊重。当相互尊重无法保持,相互信任则不复存在。因此两国的相互尊重来之不易,而一旦出现矛盾就有可能是深层次的矛盾,我的中国朋友就曾和我说过破镜难圆。”拉法兰也利用自己的身份,在法国做很多工作。“我对我的法国朋友们说,他们可以和中国人探讨任何问题,但前提是尊重中国人。我也曾对法国知识分子们说过,他们通过法国媒体上,用法语写作,面向法国读者来谈论中国,这样并不是尊重中国人的最好方式。相互尊重就是那次访华的主要议题,也是我们之后共同努力的发展方向。”

2010年2月,法国前驻华大使苏和卸任时,萨科齐一度要提名拉法兰担任驻华大使。拉法兰经过慎重考虑,婉拒了总统的美意,他认为自己目前从事的民间外交,更适合发挥作用。拉法兰说,身边的很多法国老板向他咨询如何与中国做生意,他的回答是:“只有一个要点,那便是首先要喜爱中国人,如果你们不喜欢中国,那就别与中国做生意。”作为中法关系的见证者,拉法兰印象最深的中国领导人就是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如果套用维克多·雨果的一句话,习近平就是一个‘知道自己在向前走,也清楚自己在向哪里走’的力量。”

“外界通常都喜欢形容法国人‘浪漫’,其实戴高乐将军和很多法国人一样,不是浪漫主义者,而是一个务实的政治家。在他看来,永远不要忽略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国家。”戴高乐基金会主任弗朗索瓦·凯斯莱尔将军说。“1964年建交的时候,戴高乐将军看重的不是一个政体——一个国家政体可能有变化,但人民永远是人民,人民永远有自己的特色,这些永远会留下来。”“戴高乐将军曾说过:中国是一个比历史更悠久的国家。即使戴高乐将军没有去过中国,但他在新闻发布会上已完全描述了他眼中的中国。”

1964年1月31日在戴高乐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中国”成为当之无愧的主题。而戴高乐在记者招待会所作的这篇开场白,是他书面著作和口头叙述中的经典作品之一,至今回味无穷,回荡在半个世纪中法友谊的历史长廊中:

“中国是伟大的人民,地球上人口最多的人民;中国是这样一个民族,数千年来,个人所有的、潜在的、勤劳的和灵巧的能力早已艰难地补偿了集体所有的、在方法和团结方面存在的缺点,并且建立了一种非常特殊和非常深刻的文明;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尽管没有实现统一,但他地大物博,从小亚细亚和欧洲的边界一直延伸到广袤的太平洋彼岸,从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一直延伸到印度的热带地区;中国是一个比人类历史更加古老的国家,它总是决心要民族独立,毫不松懈地致力于中央集权,本能地闭关自守和对洋人不屑一顾,它意识到一种万古不变的永恒性并对此感到骄傲,这就是永远的中国。”

96 岁的董宁川出生于云南大理,少年时期曾就读于昆明一法文中学,抗战胜利后留学于法国政治学院,其间加入地下党。1954 年进入外交部工作,成为周恩来总理的主要法语翻译,并作为中国代表团的一员,出席日内瓦会议。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与法国总理兼外长孟戴斯·弗朗斯打破常规举行了三次会晤,为中法关系发展开辟了道路,作为翻译的董宁川,成为不多的见证者之一;1963 年,富尔来中国主要是同周总理进行谈判,董宁川有幸参加了全部会谈。(蔡小川 摄)

走向全面侵华的日本

元老与新贵

1937年1月21日,广田弘毅内阁执政的第318天,第70届日本帝国议会正在永田町新竣工的议事堂讨论政府提交的陆海军预算案。政友会议员滨田国松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要求对陆军大臣寺内寿一提出质询。

68岁的滨田已经在众议院度过了整整33年时间,他曾亲身经历过明治时代的辉煌、"大正德谟克拉西"的终结以及昭和年代的诸种纷乱,也见证了自己所在的党派由国会第一大党分裂为多个集团。自从前一年卸任众议院议长之职后,滨田的政治生命已经步入尾声,这使得他怀有更迫切的心情去阐明自己的观点。面对着小自己11岁的寺内,律师出身的老议员厉声呵斥道:"近年来,我国出现了一种特殊的现象:有人意图对国民固有的言论自由实行压制。""强化独裁的政治意识正在军队之内滔滔奔涌,有时甚至可能突破文武百官都须恪守的底线。""假如军人想参加政治活动,那就应该退出现役、自己去组党,而不是做出一手握住军刀、一手干预政治的危险之举。"

出身元帅之家的寺内趾高气扬地回答:"你的话里好像有一股侮辱军人的味道啊!"

怒发冲冠的滨田再度起立,拍着桌子吼道:"把速记拿出来查啊!要是我真的说了侮辱军队的话,我马上切腹向你谢罪;要是查不到,那就换你切腹!"

在喝彩、推搡和谩骂声中,广田弘毅内阁的丧钟敲响了。恼羞成怒的寺内要求首相解散议会,否则自己将立即辞职、并拒绝推荐继任者。长袖善舞如广田,面对这种情形也是进退两难:他没有底气解散选出还不到一年的众议院,更没有胆量得罪陆军。2月2日,广田内阁宣布总辞职,把皮球踢给了继任者。

在将近一年的执政期里,广田弘毅这位资深外交官给世人留下的唯一印象是他对陆军近乎谄媚的让步。1936年5月,中断已有23年之久的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得到恢复。根据这一制度,内阁中的陆、海军大臣两职必须以现役的大将和中将作为候选人,而不得任命已经转入预备役的将领。换言之,只要现役将领沆瀣一气、拒绝出任陆相或海相,内阁就将自行垮台;只有获得了军人的认可,各部大臣的任命才能得到通过:这是军部给政府上的第一道紧箍咒。第二道符咒是1936年8月制订的《国策基准》,它宣称要在东亚大陆推行"共存共荣主义",排除苏联威胁、实现"日满中三国的紧密提携",并逐步向南方海洋进军。这意味着扩大侵华的方针得到了政府的鼓励和纵容,避免与英美为敌的传统也已经被颠覆。最后,日本还在1936年11月与德国缔结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完成了亚欧军国主义的合流。日后广田成为东京审判中唯一被判死刑的文官,原因尽在此矣。

饶是如此,陆军依然以"切腹问答"的风波为由,将广田一脚踹开。由于日本自1932年起即已将议会选举的结果与首相人选脱钩,天皇遂依据惯例,责成87岁的西园寺公望公爵推荐广田的继任者。这位老人家拥有一个独一无二的头衔——"元老"。根据帝国宪法,元老与枢密院、内阁同属天皇的辅弼机关,但其职权没有明确限定,故而影响力相当可观。从1889年到1912年,只有9位政坛耆宿曾经以诏敕的方式受封为元老,承担匡辅大政之责,而西园寺又是其中硕果仅存的一位。从1921年起,他就成为首相人选的主要提名者,并被视为议会主义、和平外交以及反对军部独裁的自由主义势力的精神领袖。全日本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位风烛残年的老人身上。

然而尊贵如西园寺者,依旧没有勇气公开和军部唱反调。他忘不了一年前那场惨案——1936年2月26日,9名狂热的青年将校率领驻东京的1500名士兵,占领了永田町和霞关的政府街区。他们高喊着"尊皇讨奸"的口号,杀害了内大臣斋藤实、大藏大臣高桥是清、陆军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四位温和派要人,首相冈田启介、侍从长铃木贯太郎以及西园寺本人也只是勉强逃过一劫。尽管领导政变的"皇道派"军人大部分被逮捕并处以极刑,但接掌陆军权柄的"统制派"不时暗示:假如他们的政治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蠢蠢欲动的中下层官兵随时有可能故伎重演,再次对温和派举起屠刀。游历宦海已有50余载的西园寺当然不敢拿自己的生命安全做赌注。

在静冈县的坐渔庄别邸,老人家提出的第一个人选是预备役陆军大将宇垣一成。但宇垣在1925年担任陆相时曾经主持过一次规模巨大的裁军,陆军将领对他牢骚满腹,拒绝给予支持,动议很快流产。最终推出的候选人是另一位预备役大将林铣十郎。此人在当初的"九一八事变"中曾不经中央批准,擅自出动驻朝鲜的日军越境袭击东北军,人送外号"越境将军"。他的执政风格也极其强横:在诱导国会通过了增加军费的1937年度预算案之后,林铣十郎在3月底火速解散了众议院,被时议讥讽为"吃饭不付钱"。5月31日,新选出的议员们动用手中最后一点权力,对内阁提出了不信任案,"霸王餐首相"林铣十郎很快就带着他的阁僚们下台三鞠躬了。

疲惫的西园寺已经黔驴技穷:倘若他再度推出一位和军部渊源过深的人物,怒气冲冲的议会将继续施展杀手锏,把内阁搅得鸡犬不宁;如果以一位相对稳健的政客作为候选,又无法满足陆军的胃口。现在,老头子的心目中只剩下了最后一个选项:过去20多年里,这个人一直被他当作政治接班人加以培养,锻炼出了八面玲珑的手腕和取悦公众的本领。只不过这个年轻人缺乏坚定的意志力,西园寺并不确定是否应当早早向他交班。6月3日,老公爵最终下定了决心。次日,天皇颁下"大命":45岁的贵族院议长近卫文麿公爵成为日本第34代首相。

近卫的家族始于镰仓时代四大名门之一藤原氏,为其分支"五摄家"之首,与皇室血脉相通;其母则为幕府将军德川家的嫡系后代,贵不可言。近卫文麿在青年时代曾师从《武士道》作者新渡户稻造、《资本论》日译者河上肇、日本社会学奠基人米田庄太郎三位顶级学者,晓畅法理、能言善辩。25岁时他承袭亡父的爵位入席贵族院,自此登上政治舞台。政客们敬重近卫的学识和风度,军人喜欢他随机应变的头脑,普通百姓则津津乐道于他的颀长身材和风流韵事。西园寺的赌注似乎押对了:近卫差不多成为1931年以来最受欢迎的一位首相。

然而对这位门生的政治野望和复杂个性,老公爵实实在在是低估了。早在1918年,初出茅庐的近卫就在政论中宣称:"我国领土狭小、缺乏原料、人口不多、工业品市场贫弱……在此情形下,为了生存起见,日本不得不效仿大战之前的德国,采取打破现状的举动。"从1927年到1936年,围绕近卫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革新派官僚集团,其中既有岸信介、迫水久常等工商和财经官员,也有白鸟敏夫、牛场信彦等外交官,甚至连永田铁山这样的陆军军人也厕身其间。这个集团仇视议会政治和英美自由主义,鼓吹以纳粹德国为样板的极权政体、统治经济以及掠夺大陆资源的长期发展模式。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伊藤隆指出:"所谓革新,其实就是以法西斯主义为目标的行为。""二二六"事件后,革新官僚与控制陆军的"统制派"展开全面合作,以直属于首相的内阁调查局为中心,制订出战时工业增产计划、人力和物资动员计划、生活必需品配给方案等一系列腹稿,日后都被应用于侵略战争。

近卫本人的执政理念尤其值得玩味。尽管出身贵族世家,但这位公爵更乐于成为希特勒式的群众运动领袖;他的如意算盘是一手利用革新官僚动员和蛊惑民众,一手对陆军将领形成控制,最终修改帝国宪法、将行政权和统率权集中到首相手中。但近卫显然不具备希特勒的心理战技巧和宫斗手腕,自作聪明的他想出了一个风险系数极高的方案:对陆军的扩张主义采取大力支持的态度,以换取对方赞成自己改革内政和动员群众。与此同时,借助革新官僚之手控制军工生产和物资分配,最终以恩威并施的姿态确立对陆海军的全面领导。他显然忘记了,一旦轻启战衅,军部完全可以借"一切为了前线"之名,自行攫取对经济、外交和舆论的控制权,而把他这个首相一脚踢开。而近卫迎合军人的姿态,势必大大损及他在文官和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当他在6月4日公布以广田弘毅出任外交大臣、杉山元留任陆军大臣、盐野季彦留任司法大臣的阁员名单后,《文艺春秋》的一则匿名评论质疑道:"这难道不是广田内阁那种妥协办法的再现吗?"近卫政府的命运从一开始就陷入了不确定性当中。

"日本治下的和平"

1934年4月,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发表了一次著名的内部演讲,史称"天羽声明"。他宣称:鉴于日本在对华关系上具有"特殊地位",因此对中国和整个东亚大陆也就负有"特殊责任","为了维护东亚的和平与秩序,日本有责任单独行动……并反对中国采取任何以夷制夷的政策"。假如其他欧美国家希望给予中国政府以经济、技术以及军事方面的援助,势必会"给日本和东亚带来严重后果",东京将采取坚决抵制的态度。

天羽鼓吹的所谓"特殊责任",本质上是要建立日本对东亚大陆的排他性统治,以在西太平洋实现"日本治下的和平"(Pax Nipponica)。这份声明的出台,标志着盛行于上世纪20年代的和平扩张模式已经退潮。彼时,日本一批自由派政治家、倾向和平主义的外交官和海军将领竭力主张放弃成本高昂的大陆扩张路线,效仿17~19世纪的英国,借助经济渗透和大国之间的"协调外交"增加国际权势。这些人士认为:兼并大陆领土并加以开发需要投入昂贵的经济和政治成本,还容易招来其他列强的敌视,这对工业基础相对薄弱、内部存在诸多社会问题的日本并不是一种划算的选择。相反,1922年签署的《华盛顿条约》给日本留出了诸多弹性空间,通过在经济上增加对华出口和投资、政治上操纵军阀相互对立、外交上与英美协调转圜的方式,日本可以以更低的成本获取更大、更稳定的收益。而在大陆征服的必要性解除之后,陆军只须维持在较小的规模,使更多劳动力能投入到生产当中。

然而1929年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改变了这一切。工业化程度较低、国内市场狭小的日本需要外部市场来提供缓解震荡的冗余,但列强相继高筑贸易壁垒、实行市场保护主义,使东京无法通过商业渠道获取抵御冲击的资源。短短两年之内,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10%,出口贸易额减少47%,工人平均工资下滑31%,774家银行中有100多家破产或被迫休业。这次"昭和恐慌"在激化国内矛盾的同时,也令鼓吹"大陆政策"的军事扩张主义者再度控制了话语权。在他们看来,英美这种"垄断了巨大的资本和丰富的天然资源,兵不血刃地压制其他国家的人民、使之不能自由地争取民族利益的经济帝国主义"(近卫文麿语),绝不可能坐视日本发展壮大;东京若想发展和平的商业帝国主义,始终会遭受英美的压制和掣肘。唯有在东亚大陆取得独占性的能源、矿产和耕地,使之成为仅服务于大和民族的"生存空间"(Lebensraum),日本才能在不依赖外界的情况下继续发展壮大。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3年的热河作战以及1935年的"华北分离工作",正是这一思路的产物。

然而日本独占中国的企图,恰好与中国的政治再统一发生于同一时期,并迅速形成对立。国际关系史家入江昭在代表作《帝国主义之后》中指出:30年代的日本当局目睹南京国民政府的民族主义攻势、蒋介石统一全国军政的努力以及与欧美强化关系的尝试,焦虑感一天天地加深。中国即将在国民党领导下恢复经济和政治统一,成为一个独立、亲英美的大洲级陆上强国,彻底排除日本的军事蚕食和经济渗透,这样一幅图景令本身仅是一个中等强国的日本倍感恐惧,生出了加以阻挠的愿望。"天羽声明"强横的用词,便是一种"预防性扩张"(Preventive Expansion)心理的反映——日本明白地昭告世界,尽管中国重新统一的步伐正在加快,但东京将不惜一切代价确保自己对"生存空间"的独占权。1936年,"确保帝国在大陆的地位"又被写入了《国策基准》。

在中国的复兴浪潮中,日本最关注的是军事现代化进程。从1928年起,蒋介石就聘请德国军官担任顾问,参与中国内战和国防改革的筹划。1934年,前魏玛共和国陆军统帅部长西克特大将率一个庞大的顾问团抵华,开始按照"一战"后德国重建国防军的思路,为中国军队制订革新编制、更换装备、调整战略战术的方案;德国军火企业和工业康采恩的代表也趁机进入东方市场,与中国建立了密切的往来。1934年,中德两国代表在庐山签署《合步楼协议》,中方承诺通过德商合步楼公司(HAPRO,即德语"工业制品商贸公司"的缩写)向德国出口钨、锑、锰等战略物资,换取德方提供的工业产品和军火。另外,德国政府和国防部还将各自向中国提供1亿马克的无限期周转贷款,以在湖南、湖北和江西筹建包括冶金、燃料、机械、电气、化工在内的17个重工业厂矿。

到30年代中期,德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与日本平起平坐,中国也成为德国军火最大的买家之一。1936年,德国向中国出口的武器占其军火出口总额的28.8%,长期以落后挨打形象出现的中国军队开始接收包括新型榴弹炮、轻型坦克、鱼雷快艇、水雷、机枪、轰炸机、钢盔以及通讯器材在内的各种作战物资,物质和精神面貌都有了显著改善。西克特及其顾问团还提出要为中国编练60个德国编制、德式装备的步兵师,在6年内完成。至1937年中日开战前,已经有4个师完成了德械换装,另有15个师结束了编制调整。1936年日军参谋本部在修订年度作战计划时,第一次提出了"中国军备不断发展,过去那种局部作战行动恐怕难以达成目标"的顾虑,从侧面验证了中国自卫能力的提升。这也为日后战争延长至8年埋下了伏笔。

中国国防力量的强化并非此际日本面临的唯一考验,莫斯科同样也在强化驻远东地区的兵力。1932年,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宣告完成,国防工业实力有了显著提升;为应对伪"满洲国"的出现给边境防御造成的压力,斯大林下令将一批新的机械化部队和骑兵调往远东。截至1934年夏,远东苏军兵力已上升至11个步兵师、2个骑兵师、650辆坦克和500架飞机,总兵力约23万人;而日本驻满兵力只有3个师团、1个机械化旅团、1个骑兵集团、3个独立守备队以及80余架飞机,兵力仅5万人;即使加上驻朝鲜的兵力,也不及苏军的三成。参谋本部认为,只有当驻满洲的兵员和飞机数量达到苏军的八成以上时,交战才有获胜的希望,而日方尚无能力在短期内填补兵力缺口。是故尽管此际苏联才是日本的第一假想敌,但日本入侵苏联的意愿明显小于侵华。

值得一提的是,面对日本的扩张态势,莫斯科采取了一种姑息和诱导的态度。在纳粹党于德国粉墨登场且公开打出反共旗帜后,苏联红军不得不把三分之二以上的陆上兵力留在欧洲,防卫远东的能力受到了限制。有鉴于此,自"九一八事变"以来,苏联在北满铁路让渡谈判、《日苏石油协定》签署和鄂霍次克海捕鱼权交涉等问题上无不做出大幅让步,以缓解日本的"北进"攻苏倾向。1936年日德缔结《反共产国际协定》后,莫斯科虽然一度拒绝签订《日苏渔业条约》修正案以示不满,但最终还是让旧约延长了一年。斯大林默许伪满洲国在苏联的布拉戈维申斯克和赤塔设立领事馆,还暧昧地表示愿以承认"满洲国"换取日本接受外蒙古的独立地位。

斯大林老辣的手腕没有白费。到1937年初,大多数日本军人和政治家都认定:入侵中国的迫切程度和成功率远高过对苏开战,南京政府在"北海事件"和"绥远事件"中的强硬姿态也坚定了日方扩大对华挑衅的决心。4月16日,林内阁四相会议通过《第三次华北处理要纲》,决意不再寻求与国民党当局建立防共军事同盟,而要加快推进华北五省脱离中国。6月9日,驻德大使东乡茂德发回电报:孔祥熙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已于即日抵达柏林,将会晤希特勒、戈林等纳粹要人,据悉将签署价值1亿马克的军火贷款协议。三个星期后,该代表团又转往美国,在华盛顿与美国财政部进行白银出售谈判,预备以此项收入转购黄金,换取美方5000万美元的贷款。就在中美达成白银协定的前一天,1937年7月7日,日本陆军在卢沟桥挑起了冲突。

课长们的战争

引发卢沟桥冲突的"龙王庙射击事件"和"日兵志村菊次郎失踪风波",长期以来被视为悬案。时任日本驻华大使馆陆军武官助理(驻节北平)今井武夫在战后曾对这两个事件进行了长达20余年的调查,结论是中国军队并未擅自开火,但对确切的责任人依然语焉不详。近年来,军史作家萨苏通过对双方史料的判读,发现了日方蓄意制造冲突的一系列新证据:卷入事件的日军中国驻屯步兵第一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在数年后撰写过一份详尽的报告,承认他早已制订了奇袭卢沟桥、宛平城和南苑的计划,并且颇感自豪。在龙王庙附近"演习"的日军出发前特地携带了每人160发的实弹,他们在察觉到志村菊次郎"失踪"后,不是就地展开搜寻,反而立即驰往平汉铁路卢沟桥车站和附近的制高点——文字山(可用作炮兵阵地),控制了这两处交通要隘,随后才作势到宛平城附近"寻人"。牟田口联队的驻地丰台也不是《辛丑条约》规定的在华日军合法驻屯点,而是日军在1936年9月处心积虑强夺的。在7月7日挑起冲突之前,日军已经直接或间接控制了北平城以北、以东和东南方向的交通要道,只余卢沟铁桥所在的平汉线。牟田口看似轻妄的举动,实际上是在完成蓄谋已久的攻占北平计划的最后一步。

当中日两军发生冲突的消息在8日凌晨传到东京时,近卫首相正忙于处理内政事务,应对事件的处置权被授予了三宅坂的参谋本部。参谋总长闲院宫是皇族,年过七旬,基本只是个花瓶人物,次长今井清患病休假,掌握实权的是第一部(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他被一群兴奋的课长堵在办公室里,神情疲惫。

石原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于陆军大学第30期,是日本陆军"参谋独断"路线的始作俑者。"一战"结束后,垂垂老矣的将军们被航空战、装甲兵、化学武器等全新的军事科技和战术震慑得目瞪口呆,他们自知已难于跟上潮流,便只能倚重手下初出茅庐的参谋。这些参谋多以优异成绩毕业于陆军大学,自负至极,又和近卫首相的幕僚一样怀有"革新时局"的野心,久而久之竟然挟持了缺乏判断力的上级,成为陆军的实际决策者。1931年,正是时任关东军作战参谋的石原莞尔和同僚板垣征四郎共同策划了"九一八事变",并说服司令官本庄出动大军加以支援。这种擅作主张的行为在事后没有受到任何惩戒,足以鼓舞一切胆大妄为的后来者。到1937年,"下克上"的行为在陆军中已经成为常态,甚至有参谋敢于伪造司令官的签名、擅自调动部队。

然而当石原在1937年3月升任参谋本部第一部长之后,却成为扩大侵华的反对者。前一年春天,他受命参与《帝国国防方针》的修订,由于海军的坚持,文件中载入了同时以美苏为敌的目标,并把陆军兵力标准设定为平时20个常备师团(其中6个驻满洲),战时50个师团、140个航空中队。石原对该方针的现实性深表怀疑,他私下抱怨说:"从我国的国力出发,根本不可能把军备水平提升到足以和世界第一大陆军强国(苏联)以及世界第一大海军强国(美国)同时为敌的水平。""如果放任形势恶化,迟早会陷于与苏、美、英、中四国同时为敌的困境。现实的做法是将对苏战备作为重心,排除来自北方的威胁,对中国则要使关系不至于破裂。"

换言之,石原之所以反对大规模入侵中国,并不是因为他爱好和平,而是出于现实的算计:在日美关系前景不明、日苏对抗趋于长期化的背景下,贸然在中国内地用兵将牵制住陆军有限的常备师团,使"满洲国"防务处于空虚状态,这是这位"满洲事变"的策划者万万不能容忍的。同一天傍晚,经闲院宫批准,石原从三宅坂向中国驻屯军司令部发电报:"为防止事态扩大,应避免进一步行使武力。"9日凌晨,永定河两岸的中日军队达成临时停火协议,各自退回原驻地,近卫首相遂在当天上午的四相会议上确定了"不扩大"的方针。石原高高兴兴地告诉部下河边虎四郎:"要想解决问题,还是不使用武力为好,让陆军省去了结吧!"随后就回家睡觉了。

所谓"不扩大",当然是有条件的:石原要求中国驻屯军责成中方处分7月7日事件的"肇事人",取缔平津地区的反日团体,并后撤中国军队的控制线。但从本土向华北增兵的动议被否决了,当地日军还被要求将冲突控制在平津周边,避免华中和华南受到影响。然而石原万万不曾想到,就在他去睡觉之后,他手下最得力的几个课长却开始私下串联,并和朝鲜军、关东军里的年轻参谋打了好几通电话,密谋要推翻"不扩大"方针!

这场串联中最活跃的三个人是参谋本部作战课长武藤章、中国课长永津佐比重以及陆军省军务局军事课长田中新一,他们和6年前的石原本人一样,野心勃勃、不服管束。武藤和田中是"对华一击论"的鼓吹者,他们相信只要在短期内投入大量部队、迅速攻占中国的重要城市,国民政府就将屈膝求和。届时日本不仅可望巩固其"特殊地位",他们自己也将一战成名、成为万人景仰的偶像。10日上午,武藤、田中两人以参谋本部第二部和第三课的名义起草了一份备忘录,宣称为了"从速救援,扫除祸根",避免"中国日益得势,帝国威信扫地",应当抽调关东军的2个旅团和朝鲜军的1个师团火速驰援平津,并从国内加派3个师团在华北登陆。这一增援力度已经接近1937年度陆军作战计划中关于华北全面开战的设定,大大超出了"不扩大"的边界。

石原对如此骇人的计划当然感到惊恐,但武藤章毫不客气地讥讽道:"我们不过是以您在满洲事变中的所作所为作为榜样啊!""下克上"的老手现在进退两难:倘若否决了这份备忘录,他将永远没有希望再获得下属的忠诚和服从。但大规模增兵又有悖于他全力防苏、对华怀柔的一贯主张。朝鲜军和关东军的电报已经发到了三宅坂,通篇都是杀气腾腾的言辞,时间正变得越来越紧迫。最终,避免陆军发生内部分裂的意愿压倒了石原,他在迟疑和无奈中签署了赞成意见。后来他告诉河边虎次郎:"精锐的中国军正在北上,总不能让当地部队全军覆没吧?"

近卫倒是对军部的朝令夕改安之若素。他从一开始就打定主意,完全顺从陆军内部的共识,拒不提出背反的个人意见。这样倘若行动不顺,责任全在军人;如果出征获胜,他本人终究是最重要的功臣之一。7月11日上午,五相会议一致通过了全面增兵华北的决议,并决定将"卢沟桥事件"改称为级别更高的"事变"。尽管内阁在当天发表的声明中继续高喊"不扩大冲突"的口号,但所有人都已清楚:中日之间的战事正在发展为全面化。当天晚上,近卫把《东京朝日新闻》、《东京日日新闻》、同盟通信社等主要报刊媒体的50余位负责人召到首相官邸,要求他们"举国上下一致,配合政府的方针":战时动员首先从新闻界开始了。

7月26日,即关东军和朝鲜军的增援部队与本土的三个师团会师的第二天,驻丰台的日军广部大队借口"护侨"和"保护东交民巷使馆区",乘坐26辆卡车开入北平城。当车队进入广安门时,中国守军居高临下地对其加以狙击,打死2人、打伤17人。日军以此为借口,在7月28日炮轰南苑,中国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和第132师师长赵登禹在作战中殉国。仅仅过了一天,驻通州的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下属的保安队3000人突然起义,袭击了当地的日军守备队、特务机关和留守居民(大部分是华北日军的家眷和朝鲜侨民),杀死日军官兵20余人、平民近200人。7月31日,即日军进占北平城的第二天,日本各大报纸齐刷刷地刊出了耸人听闻的标题:"悲惨的通州叛乱真相!支那军的残虐真乃鬼畜不如。""惩膺暴戾的支那!"经过这番渲染,华北日军的行动仿佛成了替天行道的正义之举。8月15日,近卫文麿亲自发表声明称:"为了惩膺支那军队的暴戾,以促使南京政府反省,帝国现在将采取断然措施。"一场将持续八年之久的残酷战争终于全面展开了。

未实现的和平

在历史学家和一般民众的印象里,日本海军往往以和平主义者的身份出现:他们是20年代"协调外交"的拥护者,在侵华和对美战争开始前也持相对理智的态度。但这仅仅是硬币的一面:作为一个利益集团,海军在任何场合都不甘心做陆军的配角;他们必须表现得比竞争对手更激进、更踊跃,才能在争取预算时立于不败之地。1931年陆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海军立即制造了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陆军全面入侵华北后,不甘寂寞的海军也立即发动对中国华东作战,并将驻上海的特别陆战队增加到4000人。8月13日,战事终于如愿爆发。

8月15日,日军航空母舰"加贺号"、"龙骧号"和"凤翔号"抵达浙江外海,出动飞机空袭浙江、江苏和安徽的中国机场,驻台湾的中程攻击机也参与了轰炸。8月24日,日军第三舰队宣布对长江以南的中国海岸线实施全面封锁,禁止一切无关船舶通行;9月5日,封锁范围扩大到海州湾以北(除青岛外)的全部中国沿海。从9月19日到25日,日本海军先后派出11批飞机对南京实施空袭,投下炸弹355枚、32.3吨,基本消灭了中国空军主力。11月12日,上海沦陷;12月13日,日军进入南京,对城中军民展开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

在南京陷落前一天,日本海军飞机对停泊在附近江面的中外舰船进行了集中的轰炸和扫射。锚泊在上游28海里外的美国亚洲舰队炮舰"帕奈号"遭到两轮空袭,日机无视其天篷上硕大的美国国旗,反复做出俯冲,直至该舰最终沉没。13名美军官兵在轰炸中受了重伤,其中1人不治,另有32人轻伤。这一事件彻底揭露了日本海军"和平维护者"的假面具,东京被迫向美方做出221.4万美元的赔偿,以说服罗斯福总统不要与日本断交。

加入"狂欢"的还不只是海军。《朝日新闻》发起了"军用机捐献"活动,鼓励国民踊跃捐资为"皇军"购买新飞机。到1937年12月为止,报社共收到捐款11.5万日元,为陆海军购置了90架飞机。NHK向民间征集了《赞扬无敌皇军》、《正义之军》、《出征的壮士》等28首军歌,在新闻节目之前反复播放。9月初,第72届国会在讨论特别军事费问题时,竟以全体赞成的方式通过了高达20亿日元的新预算:再也不会有第二个滨田国松了。

到这时为止,近卫终于发现了一个大问题:倘若战争迟迟不能停止,则他所期望的驾驭陆军、攫取统率权的前景将永远无法实现。1937年9月,他曾设想建立以他本人为中心的战时大本营体制,但被参谋本部所回绝:陆军不希望它的行动自由受到任何形式的阻碍。到11月17日,终于组建了以陆海军省部为核心、听命于天皇本人的大本营,但这个成员多达200余人的机构更像是一个俱乐部,军人在其中掌握着全部话语权。近卫本人通过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对军部施加影响,以协调内阁与军人之间的关系。不过他很快就发现,由于长久以来对军部的要求一直持逆来顺受的态度,他已经丧失了讨价还价的资格——这位弗兰肯斯坦正被自己创造的怪物所奴役。

只有一个国家还在尝试对中日战争进行调停,那就是和双方都有利益交集的德国人。1937年11月2日,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致电驻华大使陶德曼,转达了日本外务省提出的七项和平条件:(1)承认内蒙古自治;(2)在华北建立一个与"满洲国"国境线平行的非军事区;(3)扩大上海的非武装地带,由日本控制公共租界的巡捕队;(4)停止抗日政策;(5)共同反对共产主义;(6)降低对日关税;(7)尊重外国权益。11月4日,陶德曼将日方的条件转达给蒋介石,但中方对此反应冷淡。

南京沦陷后,热衷于"惩膺暴支"的日本陆军的气焰已呈熏天之势。12月20日,他们在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上强迫近卫变更了谈判条件,加上了四项更为苛刻的要求:(1)中方承认"满洲国"的地位,实现日满华亲密合作;(2)在华北和内蒙古设置非武装地带;(3)日满华三国签署密切经济合作的协定;(4)中国向日本做出"必要"的经济赔偿。12月28日,国民政府在武汉召开非正式会议,讨论日本的第二次和平条件,与会代表一致认定中国无法接受如此屈辱的条款。当天,蒋介石通知陶德曼:中国政府拒绝接受日本的条件。

1938年1月11日中午,日本内阁和陆海军省部在皇宫召开了一次特殊的联席会议,全面讨论"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方针",天皇本人亲自临席旁听。令人吃惊的是,主要矛盾不是发生在文官和军人之间,而是以近卫首相、广田外相和陆海军大臣为一方,陆海军统帅机关为另一方,展开激烈辩论。曾经的"不扩大"派成员、石原莞尔的好友多田骏(时任参谋本部次长)旧话重提,再度宣称:如果日本继续将大部分有生兵力纠缠在中国的泥潭之中,苏联必将乘虚而入,对"满洲国"形成威胁。有鉴于此,应当恢复和谈,尽早中止战争,避免陷入长期化的总体战和消耗战。但近卫和广田却兴冲冲地认为,南京陷落后,蒋介石政权的处境已是江河日下,"可以说是威风扫地";此时正应当"排除姑息妥协"、继续发动攻势,以最终摧毁蒋政权,使中国屈服。

在这次漫长的会议上,对立双方唇枪舌剑,互不相让。杉山元陆相不便指责身为皇族的参谋总长闲院宫,只好指着多田骏的鼻子大骂,声称陆军大臣可以行使人事权,断然更换胆小怕事的统帅部首脑。海军军令部次长岛田繁太郎宣布支持多田,米内光政海相立即以辞职相威胁。天皇则闲坐在那里,一言不发。

御前会议从中午开到了下午,又从下午开到了晚上。到最后,有人提出了一个居心叵测的观点:"既然政府的意见得不到统帅部的支持,那就应该引咎辞职。"这显然是在暗示近卫:他能否保住首相之位,取决于能否说服多田骏。而多田面对伶牙俐齿的首相,不得不表示"如果因为统帅部的反对而造成倒阁的结果,就时局而论于心何忍"。他决定做出让步,放弃反对继续扩大战争的立场,这才结束了昭和时代第一次御前会议。

长期以来,在涉及重大对外战略问题时,日本内阁总是受制于军部;这一次,内阁却破天荒地以极为强硬的态度迫使军部屈服,这在大正以来的日本政治史上还是罕见的特例。聪明一世的西园寺公望公爵,唯独在选择接班人时看走了眼——他原以为近卫的登场会强化日本政界的和平力量,最终却造就了一个陆军的俘虏。

1938年1月14日,内阁会议最终达成了"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的一致意见,并在1月17日下午发表了经天皇批准的《对华政策声明》,即第一次近卫声明。该声明公然宣称:"在攻陷南京后,帝国政府仍然为了给中国国民政府以最后反省之机会,一直等到现在。然而,国民政府不了解帝国之真意,贸然策动抗战,内则不察人民涂炭之苦,外则不顾整个东亚和平。"因此,"帝国政府今后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从而彻底终结了中日停战的一切可能。1月20日,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回国,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也于28日归国。4月1日,《国家总动员法》正式通过,日本进入了全面总体战时代。

又过了9个月,因为长期充当陆军"俘虏"而心力交瘁的近卫宣布内阁总辞职。人们曾期待他能把日本带进一个光明的新时代,最终迎来的却是漫长而绝望的煎熬。1940年,近卫第二次登台组阁,这一次,他把日本带向的将是一场过程更加残酷,代价也更加沉重的战争。

(参考资料: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战史丛书·支那事变陆军作战》卷1;《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卷1;读卖新闻战争责任检证委员会:《检证战争责任》;前坂俊之:《太平洋战争与日本新闻》;阎京生:《逆天而行:走入昭和时代的日本与日本海军》等)

“中国人仍在坚持战斗”

在反法西斯同盟国中,中国实力最弱、受援最少、牺牲最大、战斗时间最长。中国战场就像一块吸铁石,牢牢吸住了日军主力,使其走向崩溃。这直接影响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成败。

1942年1月4日,拂晓,长沙城笼罩在大雪之中。信号弹在城市东南郊升起,染红了黑漆漆的天际线。第三次长沙会战的反攻时刻来临。

此前一天,日军已经从东、南、北三面攻入了长沙市区,并占据了一部分高大建筑物。中国军队与日军展开了惨烈的巷战,逐屋争夺,寸土必争。岳麓山上,中国炮兵第一旅布置了重炮阵地,以15厘米榴弹炮,猛烈轰击日军阵地,敌人受到严重杀伤,无藏身之地。我军步兵乘势冲杀。敌军施放毒气,始得幸存。激烈的战斗持续到3日深夜,日军弹药粮食均已匮乏,有些日军士兵只能以刺刀为武器。

中国红十字会的护士们护送两名长沙会战中受伤的中国士兵前往基地医院

中国守军第10军师长黄钟在日记中写道:"终日在激烈战斗中,浏阳门、北大马路均起巷战,新军路肉搏四次……野外无鸟兽,城内无行人。此为激烈日,亦为决战日。"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也将自己的指挥所搬到岳麓山上,誓与长沙共存亡。

4日黎明信号弹升起,中国军队在长沙外围的反包围态势已经形成。日军背后突然出现了30个师的中国军队。5日拂晓,我军开始由南、北两个方向,对日军实施追击与堵截,以期将敌军围歼于汨罗江以南、捞刀河以北地区。敌军仓皇撤退,损失惨重。其第6师团被我两军包围于栗桥。后经第3、第40师团及空军联合抢救,才勉强逃脱。

日军撤退时,粮弹奇缺,行动迟缓。溃兵沿途抢劫居民食物或生米,用钢盔代锅煮食,没抢到食物则倒毙路旁。大量尸体来不及掩埋或烧掉,只得割走耳朵或小指带走。这是抗战以来,日军罕见的失败,共伤亡5万余人。自1941年12月13日开始的第三次长沙会战,至此结束。

这场战斗起于日军袭击珍珠港后一周,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正经历着艰难时刻。在美英战况极为不利的情况下,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鼓舞了士气,引起了国际瞩目。盟国对中国抗战的地位有了新的认识。

1942年1月,英美官方和媒体都盛赞长沙大捷。1月5日,《纽约时报》发表社论:"中国战场之重要,在一个月以前殊难使多数美国人士了解中国战局与美国具有直接之关系。现则尽人皆知。中国之战争,即为我军之战事。中国对日本施用之压力愈大,则我麦克阿瑟将军愈有战胜之机会……"《泰晤士报》则评论说:"12月7日以来,同盟军唯一决定性胜利系华军之长沙大捷。"

2月,美国国务卿特别顾问霍恩贝克在给副国务卿韦尔斯的备忘录中专门提到,不要忘记中国已经成功地进行了4年半的防御作战。"中国政府对在华日军没有任何行动"完全是谎言,最近中国在长沙的胜利足以回应那些外国军事家的批评。

回到1941年前后的中国,也正是抗日战争进行到最艰苦的时期。

1939年春,日军夺取江西南昌,切断了重要的浙赣铁路。中国从东南沿海获得物资的交通线被截断。11月,日军在广西北海登陆,攻取广西省会南宁,切断通往河内的铁路。随后,日本又占领了法属印度支那北部,封闭了河内与昆明间的重要铁路线。1940年,英国屈服于日本威胁,关闭滇缅公路。中国几乎失去了全部外部联系。日本希望将中国包围,截断所有对外通道,迫使中国屈服。

1940年,为缓解正面战场的压力,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在敌后发动百团大战。战役涉及华北6省,战线5000余公里,历时3个半月,大小战斗共计1800余次,对日军据点、交通线和工矿企业进行了大量破坏。日本防卫厅战史室所编《华北治安战》写道:"损失甚大,需要长时期和巨款方能恢复。"同时发现"中共具有惊人的实力"。随后,日军抽掉大量兵力,对根据地进行了残酷的大扫荡。至1942年,冀中地区部队减员超过46%,数万群众惨遭杀害。

在后方,日本空军不加区别地空袭军事和居民目标。与破坏军事设施和工厂相比,他们的目的在于打垮中国民众的抵抗精神。中国所有尚未沦陷的城市,都遭受了猛烈的空袭。其中以陪都重庆最为严重。1939~1941年,重庆遭受到268次轰炸,城市大部毁坏,数万平民死亡。仅1939年5月大轰炸的前两天,就有4400人死于非命。英国大使馆新闻参赞林迈可在回忆录中写道:"后来他们改用燃烧弹,以致整个山城重庆都变成了废墟。"

但是中国人的抵抗意志既非空袭,亦非封锁所能摧毁。从武汉失守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参战,这段最黑暗的时间内,我军在正面战场进行了较大规模战斗496次,付出137.6万人的重大伤亡。

对日军的抵抗与反击,每一天都在进行。即使在胜利前夕,1945年6~7月份的"平静期",国共共有超过28万军队投入多次战斗,付出4.7万余人的伤亡,打死打伤日军近1万人。这种常规的频繁的战斗时刻都在消耗日军的力量。只是由于其分散性,不像塞班岛、硫磺岛、冲绳岛作战那样集中,因而长期以来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

1943年11月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参谋长李海上将郑重谈道:"假如中国撤出战斗,将恶化麦克阿瑟和尼米兹在太平洋地区本来困难的作战局面,日本人的人力资源将被释放出来,阻碍我们进击日本本土。幸运的是,英勇的中国人仍在坚持战斗。"

战略枢纽

1936年,日本发生"二二六兵变"。随后,日本陆海军省拟定了《基本国策》,并在五相会议上通过。这个基本国策,成为"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路线图。

日本认为,北方的苏联和南方的太平洋,是其扩张的两个方向——即北进和南进战略,从而称霸世界。实现这两个战略的枢纽就是中国。只有控制了中国,获取中国的资源,以中国为基地,才能实现北进和南进的计划。

根据《基本国策》,陆军强烈要求:为了"获得国防资源和扩充交通设备",以"以备对苏作战",应尽力以"华北五省自治"是日本准备大规模战争的一个重要环节。在此背景下,为了控制称霸世界的战略枢纽,日军挑起"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在战争之初,日本的领导者几乎没有做过持久战的战斗计划,不认为战争会持续一年以上。他们希望投入大量移动快速、火力强大、装备精良的机械化部队,用闪电战术和恐怖扫荡策略,迫使中国政府投降,放弃抵抗,从而征服中国。他们坚信,中国的战争是短期战争,每一次胜利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更不会是一场消耗战。

然而,由于中国的顽强抵抗,将战争拖入持久战,迅速灭亡中国的计划破灭。日军每前进一步,都付出巨大的伤亡。

从"七七事变"到武汉失守,历时一年四个月。正面战场共毙伤俘日军25万余人,牵制日军70万人以上,我军伤亡超过104万人。日本官方著作也承认,在武汉作战期间,自8月6日至9日,仅106师团死伤少佐以上军官7人,"各联队的中、小队长伤亡约半数"。冈田支队的"步兵第39联队从庐州(合肥)出发时约2800人,但因伤亡和病员(主要是疟疾)陆续增加,至9月底已减少到800名以下"。伤亡惨重,可见一斑。

随着伤亡的增加,日军士气也迅速下降。进攻武汉的主力部队第11军辖下的"106师团的战斗力极度低落"。在富金山作战中,敌士兵被俘时,多向我军行跪拜礼节,对于皇军尊严及武士道精神,不复矜持,可想见敌士气之颓丧矣。在进攻武汉的过程中,据日方统计,日军"战死4506(内将校172)人"。虽然这个数字被缩小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但将校阵亡竟占总阵亡数目的3.8%的比例,却是近代战争史上所罕见的。

蒋介石在抗战两周年《告日本民众书》与《告友邦人士书》中宣称:"日本侵入我国领土,第一年进展1800公里,第二年只进展了310公里。"

1939年,汪精卫投敌后,日军发动湘赣作战,计划将第九战区军队消灭于赣湘北境地区。我军节节抵抗,诱敌深入,在长沙附近与敌人决战。在第九战区司令薛岳指挥下,中国军民破坏了战区内的道路桥梁,处处设伏,不断截击,使日军陷入被动挨打。9月30日,经过多次外围战斗后,日军对长沙发起最后攻击,随即主动撤兵,仅余少数部队掩护作战。10月14日,战场恢复战前状态,第一次长沙战役结束。此战又被称作"湘北大捷"。经此一战,国民政府认识到,日军攻击力已近极限。

实际上,自1938年底日本已没有力量"利用攻占汉口、广州之余势,努力解决事变"。相反,它被迫改变了"始终一贯地以武力扫荡抗日的国民政府"的方针,代之以政治为主、军事为辅的政策,"进行谍报工作与政治工作"。1939年后,日本在总战略上已经陷入被动境地。中国战场就像一块吸铁石,牢牢吸住了日军的主要力量。这直接影响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成败。

1939年,欧战全面爆发,第二年法国败降。1940年,德、意、日签订了《三国军事同盟》。德国妄图独霸欧洲,意大利妄想夺取非洲,而日本则图谋霸占亚洲。其各自目的一旦实现后,德、意两国将出击北非、红海,进入印度洋,与日本相呼应。日本则南进太平洋,出印度洋策应德、意。继而三国夹击大洋洲,会师澳大利亚,形成逼临美洲之势,最后与美国决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中国与苏联一道成为全球战略枢纽。德军为苏军所慑,希特勒无力攻击北非、东非;日军则在中国深陷泥潭,使其发动太平洋战争先天不足。如果苏联不能慑服德国,中国不能困住日本,德、意、日三国将实施第二步行动,决战将在美国发生,战争过程更加艰苦。

日本的既定国策是"南北并进",既准备和苏联开战,又准备同美国开战。陆军主要以苏联为目标敌人,而海军则主要瞄准了美国。在漫长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困住了日本庞大的军力,使其无法从中国抽身,不得不两线作战,顾此失彼。

当时在日本参谋本部任职的荒尾兴功在回忆中写道:"'中国事变'的解决只有两条路:或是以武力席卷重庆、成都,或是从中国本部撤军。"走前一条路日本"缺乏余力",走后一条路又与日本陆军中央的氛围格格不入。

战争之初,日本原有17个陆军常备师团。"七七事变"之后,新扩编了7个师团,1938年又扩编10个师团,合计32个师团。顶峰时期,日军将90%的军力都投入到了中国战场。1943年是盟国战略反攻开始的一年。当时,日本共有70个陆军师团,投入中国战场者即达39个师团,占其陆军总数的55.7%,超过太平洋各岛及其东南亚各地日本侵略军之合。1944年以后由于战力的急剧衰退,日本只好大批征兵。1945年,日陆军扩编到168个师团,投入中国战场57个师团。

八年抗战中,仅国民党正面战场先后进行大战役22次,重要战斗3117次,小战斗38931次。敌后战场,仅百团大战就发生了1800多次战斗。如此高频的抵抗,使日军在中国必须维持庞大的军队。1945年,日军投降前,中国战场包括东北关东军在内,仍有200万日军驻扎在中国。

尽管日本向中国投入了庞大的军队,但仍无法发挥规模优势,仿佛一把沙子撒入麦田。据日本官方统计,1940年底,华北9个师团及旅团,共25万人。兵力密度是每平方公里0.36人。以第12军为例,在每隔18公里的一个据点上驻有20人,一共分驻800多个据点。华中8个师团和两个旅团,共21.8万人,每平方公里0.91人。日本防卫厅战史室所编《华北治安战》:"实际上,势力所及只限于重要城市周围及狭窄的铁路沿线地区,仅仅是点和线,其他大部分是'匪'占地区。"在占领区,只有10%的区域属于其能控制的"治安区"。由于中国的持续抵抗,敌后游击与根据地的快速发展,日本对沦陷区的控制十分有限。这种"点线"式占领,无法达到"开发和获得日本国内扩大生产所需重要资源"的目的,更不可能把其占领区变成更大军事冒险的战略基地。

至战争结束,中国战区共接受受降日军131.4万余人(不含70万关东军)。其中包括了驻台湾第10方面军17万人,以及驻越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38军约3万人。共收缴日军武器:步枪77.6万多支、火炮1.5万余门、战车1.6万余辆、飞机1000余架、军舰船舶1400艘。

罗斯福在同他儿子谈话时说:"假如没有中国抗战,假如中国被打塌,你想一想会有多少师的日本兵可以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马上可以打下澳大利亚,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一直冲向中东……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夹击,在近东会师,吞并埃及,切断一切交通线。"

拆解法西斯同盟

1940年底,斯大林派崔可夫将军率领顾问团到达重庆,随团还有其他15名专家。与此同时,苏联政府还给蒋介石送去了150架战斗机、100架轰炸机、300门大炮和500辆装满弹药和配件的卡车。

到达重庆的当天,崔可夫受到了蒋介石的接见。蒋介石告诉他:"中国是无法战胜的。对于中国来说,抗日战争是一场疾病,仅此而已。生病,早晚都能治愈。"

当时,苏联是唯一能为中国提供实际军事援助的国家。中苏之间有两条交通线,一条经外蒙古、内蒙古、山西大同至内地。另一条经新疆、甘肃、山西、山西,连接陇海路。抗战爆发后,大同失陷,蒋介石极为阵痛。他决定在上海开辟淞沪战场,将日军吸引到南线,其中一个原因即为了减轻北方军事压力,保障中苏之间仅剩的通路。

苏联对中国援助有其切身利益的考虑。在《在华使命》一书中,崔可夫谈到了斯大林对他任务的嘱托:"您的任务,我们驻华全体人员的任务就是要紧紧地束缚住日本侵略者的手脚。只有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了,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我们才能避免两线作战……"

北进是日本世界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目标是苏联远东地区。但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由于中国的顽强抗击,日本不得不将陆军主力投入到中国战场,始终无法将北进政策提上日程。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前,希特勒强烈要求日本协同德国进攻苏联。当时日本陆军上将山下奉文带领考察团访问德国,据随团作战科成员高山信武回忆,希特勒把山下叫去说:"1941年6月16日,德国将对苏开始作战,希望尽早返回日本,请日本自满洲打进西伯利亚。"

苏德战争爆发后,希特勒更加急切地希望日本尽快进攻苏联。7月10日,德国驻日大使奥托收到德国外长的急电。《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披露了这份电文:"您应根据我给松冈(日本外相)的传言,使用您所能运用的一切办法,希望努力使日本尽速参加对苏作战。因为参战的实现是愈早愈好。和过去一样,必须以德日在冬天以前会师西伯利亚铁路为当然目标。随同苏联的崩溃,三国同盟在世界上的地位将巨大无比……完全消灭英伦三岛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

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力主进攻苏联,以实现"北进"的基本国策。他认为,进攻苏联可以促进中国问题的解决,从中国战场脱身——"现在我认为,可以北进到伊尔库茨克,即使北进到那里一半左右,就会影响蒋介石,或许会实现全面媾和。"

松冈的意见遭到了中国派遣军的强烈反对。按照进攻苏联的作战计划,日军将从中国战场抽调6个师团,以及全部的航空部队。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认为,"中国事变"已使帝国勉力支撑,4年耗空国力,对苏开战是"火中取栗",断送"帝国大业"。他坚决反对对苏开战,他在日记中写道:"中央是把处理'中国事变'这个根本忘了。"了解日本兵力实际情况的参谋总长杉山元指出:"日本的大部分兵力现在正用于中国,实际办不到。"陆相东条英机虽没有完全否决"北进"计划,但提出要等待德国将苏联抵抗消耗殆尽时去"摘桃子"——"当苏联像熟柿子似的要落在地上的时候,加以进攻。那会大大发扬日本的威信的。"

经过激烈争论,日本御前会议否定了对苏联的"北进"计划。这一结果,经苏联情报人员迅速通报给斯大林。

由于日本不再成为背后的威胁,苏联部署在东方的庞大军事资源得以西调。1941~1944年,苏军从东线总计抽调陆军45万人,12个海军步兵旅共14万人,火炮和迫击炮5000余门,坦克3300辆。

崔可夫将军从中国返回后,直接指挥了扭转战局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他后来在《来华使命》中写道:在苏联"最艰苦的战争年代里,日本没有进攻苏联,却把中国淹没在血泊中。稍微尊重客观事实的人,都不能不考虑到这一明显而无可争辩的事实"。

中国抗战还使日本西进战略胎死腹中。日本的所谓西进战略,是企图进军印度、印度洋,在中东地区与德意会师,进而迫使英国屈服,再全力对付美国。

1941年12月6日,日本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田中新一提出了"大东亚共荣圈防卫计划",首次提出将澳大利亚、印度等地列入日本太平洋战争外围作战和防御范围的设想。同日,日本陆军参谋总长和海军军令部总长在上奏中也指出,在发动南方作战(即太平洋战争)后,日本最大的愿望是要求德意向土耳其、伊朗、伊拉克等中近东地区进军,控制红海,进入印度洋,迫使英国屈服,歼灭美英海空兵力。

1942年春,隆美尔指挥的德国"非洲兵团"在北非向英军发动攻势,英军败退。5月下旬,德军进入埃及,与英军在阿拉曼对峙,有攻占中东之势。

日军海军也随即向西发展。4月5日至13日,日本海军在印度洋攻击锡兰岛科伦坡英国军事基地,击败英国东方舰队。丘吉尔告诉美国总统罗斯福,日本对印度洋的控制,"将造成我们在中东整个局势的崩溃,这不仅是由于这样就阻止了我们去中东和印度的海上运输,并且还由于中断了来自阿巴丹的石油供应"。如果日本切断了经红海到埃及的交通线,德日就有在中东会师的可能。

日本陆海军都认为,打通印度、西亚作战的前提是锡兰作战。日本首相东条英机指示陆海军进行锡兰作战准备,集中兵力在印度同英国作战。6月,中途岛海战失败后,日军陆海军提出,将作战重点从太平洋转向印度洋。此时日本尚未夺取太平洋制海权,而德意军队在地中海和北非作战进展迅速。英国丧失了地中海的制海权和制空权,其舰艇大部分从地中海撤退到红海或印度洋。日本陆海军都认为,日本打开新局面的曙光将出现在印度洋。

但如果进攻加尔各答,日本陆军只能提供两个师团的兵力,远远无法满足需求。

实际上,对印度的进攻与当时正在策划的"五号作战"(即四川作战)相冲突。该方案计划由日本中国派遣军出动16个师团的庞大兵力,分别从西安、武汉出发,南北两路夹击四川,"歼灭敌中央军主力,攻占重庆,并占领四川省"。为实施"五号作战",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决定,将中国本部的日本作战兵力从61万增加到97万。

田中新一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作为第一部长,决心排除万难实施'五号作战'。那是由于我认为在战争最后阶段决定性的力量仍是控制中国大陆,而且立足于必须坚决防止中国大陆成为美国空军基地……这是目前促进战争结束的重要方策。"

西进印度洋、中东还是进攻重庆?日本参谋本部在反复权衡后,仍旧认为中国的作战更重要。征服中国,是挽回在太平洋战场颓势的唯一希望。

从整体大战略考虑,日本陆军当时已认识到,仅凭自身力量不可能击败美英联军。只有轴心国联合作战,首先压服英国,继而使美国丧失斗志。但英国屈服的前提,是日本首先使重庆屈服。"德国打败苏联,通过打通印度、西亚,日德意联手才能置英国于死地。"在中国与英国的战略排序上,日本陆军认为中国应该优先考虑。

但事实上,所谓进攻重庆的"五号作战"是一个不切实际的计划。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日本陆军总兵力为51个师团。其中,中国东北13个师团,中国其他地区22个师团(不含20个旅团)。在东北以外的22个师团中,日本华北方面军的10个师团和驻守沪宁杭的3个师团,正在同中共敌后战场进行"治安战"。驻守武汉的日军第11军承担着对国民政府正面战场的作战。驻守广东的日军第23军要承担配合日军在东南亚的作战。日本陆军在中国战场已自顾不暇,不可能集中军力进行四川作战。

如果实施"五号作战",只能从太平洋战场抽调部队。但1942年下半年后,日军在太平洋战场已经失去优势,不仅不能抽调兵力进攻重庆,反而需要中国战场抽调兵力,补充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这一年底,"五号作战"计划被终止。两个月后,西进印度洋与德意会师的计划也被日军大本营放弃。

西进印度洋,是"二战"时期日本一个极其大胆的战略设想。如果这一战略成功,德意日在中东会师,将会使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遭受重挫。但日本西进的主力是陆军,而陆军主力却深陷于中国战场,没有余力实施对印度作战。英国首相丘吉尔曾说:"我必须指出,中国一旦崩溃,至少会使日军15个师团,也许会有20个师团腾出手来。其后,大举进犯印度,就确实可能了。"

由于中国抗战的牵制,日本虽与德意缔结了同盟,但仍是各自为战。和盟军的协同作战不同,两大轴心国始终没有在军事上联手。

太平洋战场

1941年,12月,日军袭击珍珠港的消息传到了重庆。"军事委员会一片欢腾,蒋介石抑制不住心头的喜悦,口里哼起一段京剧的唱腔,并且整天向圣母做祈祷。国民党政府官员纷纷互相祝贺,仿佛已获得一次伟大的胜利。"迈克尔·沙勒在《美国十字军在中国》一书中这样写道。

南进是日本战略另一个最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对手是美、英等国,目标是占领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地区。

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世界大战全面爆发,英法被迫对德宜战,全力应付欧洲战争,美国的注意力也转向欧洲。日本南进发动太平洋战争获得有利时机。但中国的持久抗战却使日本难以跨出南进的步伐。很快,日本阿部信行内阁发表声明:"值此欧洲战争爆发之际,帝国决定不介入(欧战),而全力为解决中国事变而迈进。"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日军对于南进的决策举棋不定。不能征服或迫降中国,向南方扩张则面临巨大的风险。日本并不愿冒险两线作战,尤其对手是强大的美国。第一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西尾寿造大将在上任前明确提出,他的任务中"解决'中国事变'是第一位的,对华作战是第二位的"。这其实是一个问题,因为没有大规模军事作战,中国问题无法解决。

战不能战,退不能退,日本当局在中国问题上束手无策。美国对日本实行石油禁运后,东条英机承认,在侵华战争中,日本损失很大,"如果再连续几年这样下去,连打的机会都捞不着了"。

1940年5、6月,德国以闪击战击败英法联军,继而法国投降,英国岌岌可危。这为日本提供了南进的良机。7月,日本内阁在《基本国策要纲》中正式将南进战略提上了日程。《基本国策要纲》明确提出:"以皇国为中心,建设以日满华牢固结合为基干的大东亚新秩序。"所谓"大东亚新秩序",即"大东亚共荣圈",指东亚和西南太平洋地区。

由于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日本看不到短期征服中国的可能性。于是逐渐将战略中心,由中国转移至太平洋。计划逐步减少在华兵力,以战养战,集中力量南进。把征服中国的希望寄托于南进,企图打击英美,截断对华援助,迫使中国放弃抵抗。

新任参谋总长杉山元大将指出:"近卫也好,松冈(外相)也好,对'中国事变'都灰心了,对现在的方策绝望了。他们说,'中国事变'照这样下去已经没有解决的希望了,只有插足南方才是解决中国事变之路,即把面向中国的力量转向南方。"日本陆军认为,南进"实际上是为解决'中国事变'而采取的最后一手"。

讽刺的是,作为南进战略的主要决策人,首相近卫文麿在对美开战前夕却提出辞职。近卫认为,由于4年多的中日战争,日本国力消耗,在中国问题还未解决的情况下南进是难以忍受的。他亦主张现在还是应先解决中国问题。

但日本南进之势已不可逆转。为加快实施南进政策的步伐,10月17日,陆军大将东条英机内阁成立。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并同时入侵东南亚,太平洋战争爆发。

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初期获得胜利,但不仅没有改变困境,反而加深了危机。在军事策略上,海军与陆军产生了严重对立。海军提出继续扩大太平洋战场的战果,东取夏威夷,切断美国与大洋洲的联系,西出印度洋,策应德意军队出兵北非;南进占领澳大利亚,逼近美国本土。陆军则强烈要求加强中国战线,在太平洋战场上只留置少量部队,即21个步兵大队(相当于一个甲种师团加一个乙种师团),其余部队迅速撤离。

日军大本营也深知日本无力进行新的作战,故而否定了海军的"宏伟计划",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将战线进行收缩:日军在太平洋的作战线限于北迄阿留申群岛,经中途岛至新几内亚,以东京为圆心,向东和东南扩展600~800公里。作战重点是攻占南太平洋和大洋洲的一些岛屿,以切断美国与大洋洲之间的海、空交通线,孤立大洋洲。兵力上留7个师团于南方,撤回5个师团,3个留本土,两个加强中国战线,并给中国派遣军新建7个师团。

这个计划表明,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进攻能力已然枯竭。中国战场不仅不能撤兵,还要必须增兵。由于受到中国牵制,冲向南方的日军在取得一定战果后迅速收兵回营了。

1942年2月,日海军提出,扩大太平洋战争的战果占领澳大利亚。但这一建议继续遭到陆军的反对。陆军认为,进攻澳大利亚需要大量船舶,会进一步拖垮日本国内经济。最重要的,是缺乏足够的军队占领澳大利亚。陆军估计,攻占澳大利亚至少需要10个师团的兵力,以及200万~300万吨船舶。当时中国战场的兵力占日军总兵力的2/3,无法抽出。

1943年,美军与日本展开逐岛争夺。由于太平洋战局的急剧恶化,日本大本营决定从中国战场抽调5个师团到太平洋战场,另以5个师团为预备队。后由于发动"一号作战",实际上只有3个师团转到太平洋战场,还反而给中国战场增加了8个旅团的兵力。在太平洋战场上,日军军力零散投入,这种"添油战术"使自己陷入被各个击破的困境。

1944年,日本战略重心又被拉回中国。这一年,日本发动"一号作战"(中国称豫湘桂战役),企图打通大陆交通线,并摧毁在华美国空军基地,歼灭国军主力。为进行这次作战,日本从本土和关东军抽出部分兵力加强中国派遣军,使直接参加"一号作战"的总兵力达15个师团、40余万人。在太平洋战场兵力吃紧的形势下,日本动用如此庞大的兵力在中国发动作战,相当于弃太平洋战场于不顾,孤注一掷。

美军的全面反攻获得了良好的机会。1944年7月,美军攻占新几内亚西部,8月攻陷马里亚纳群岛,打开了通向菲律宾的道路,日本的"绝对国防圈"全面崩溃。日本发动"一号作战",实际是将最后一股机动力量和盘托出,潜力用尽,最终加速了它的失败。

不对等的战争

如果以"九一八事变"为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那么在这场漫长的战争中,大部分时间中国都在孤军奋战,承担着最大的压力。同盟国"四巨头"中,中国的国力最羸弱,接受的外援也最少。事实上,中国打了一场与其战略地位不对等的战争。而中国人正是以巨大的牺牲为代价,来弥补了实力的差距。

蒋介石的军事顾问,德国人冯·塞克特将军曾特别向蒋强调,高度发达的国防工业对维持一支现代化军队是必不可少的。但中国的基础工业太落后,不足以提升国防建设和军队质量。直到1935年,为了发展重工业,才建立国家资源委员会。1936年,资源委员会开始一项发展工业的三年计划,但直到战争开始后资金仍严重不足。战争全面爆发的1937年,国民政府的国防工业仍停留在草创阶段,军队继续大量依赖外国武器装备。中国兵工厂虽能生产大量步枪和机枪,但几乎所有的重武器以及载重汽车、石油和无线电设备仍依赖进口。

"七七事变"前,大约30万军队接受了德式训练,但其中只有8万全部用德国武器装备。大约170万国民党军队,以欧洲和日本的标准看,训练很差,装备低劣。其中许多部队分属于不同军阀,政令难以统一。

武汉会战期间,中国投入120万军队(约120个师),对抗日军20万人(约20个师团)。人数比接近6∶1。但在武器先进、装备精良的日军面前,这种数量优势很快就消失了。根据一位美国军事观察家的计算,中国军队一个师的战斗力,只相当于日军一个师团战斗力的1/3或1/4。

在战斗中,中国军队使用的武器大部分是轻型武器、机关枪、手榴弹,炮火的威力很有限。虽然拥有空军,但装备简单,力量薄弱,只能用来简单防守,对战术的考虑并无多大影响。唯有夜间,中国军队才能发挥强有力的战斗力,与日军进行激烈的肉搏战。中国军队常在夜色来临之际,充分发挥人数上的优势,组织较大规模的反击。

造成中国军队战斗效能低下的首要问题,并非武器短缺,而是食物短缺。1944年魏德迈将军接替史迪威担任蒋的参谋长,最初他主要关心部队的调动和部署问题。但是不到一个月,他了解到士兵太虚弱而不能行军,自然不可能有很高的战斗力。这些士兵并不能全额得到自己的给养。一位美国专家1944年检查了1200名中国士兵,其中57%的人营养不良。军队中的医疗条件也很差,全部军队只有2000名大体合格的医生,大约1700士兵有一名医生。而美军中大约150人就有一名医生。

可另一方面,在英美的主导下,欧洲战场地位被排在亚洲战场的前面,欧洲利益高于亚洲利益。盟国集中兵力先打败德国,再击败日本。这就导致所有战争资源,无论军队、武器、补给,都优先支持欧洲战场。

1941年,罗斯福与丘吉尔为首的美英双方举行了8次会议,新成立的美英联合参谋长会议举行了2次会晤,会议代号为"阿卡迪亚"。会议决定了"先德后日"的战略总方针;划分为若干战区,各战区设置司令官,统一指挥。

中国战区除包括中国本土,还包括泰国、越南和缅甸。蒋介石虽出任中国战区总司令,但他始终没有指挥过其他盟国军队作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全过程中,盟国始终没有派遣地面部队来华,美国陆军在中缅印战场上也没有任何投入。

能否参加联合军事会议,制订共同的战略,是决定一个战区是否重要的标志。在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能否参加盟国联合军事会议及军火分配委员会问题上,受到了美、英的阻碍,排斥中国代表列席会议。

在"先德后日"的战略中,配属中国战区的盟军空军,也可以不通过蒋介石的同意,调往其他战区。这直接引发了蒋介石与史迪威的冲突。

1942年6月,德军隆美尔部攻克北非利比亚重镇托布鲁克,离埃及亚力山大港只有90多英里。埃及如落入德军之手,德国便可控制地中海至苏伊士运河及红海地区,印度与英国的联系将被切断。丘吉尔前往华盛顿讨论这一严重局势,急调中国战区美国第十航空队全部轰炸机前往埃及地区,用于轰炸德军后方补给线,中国战区的战略物资的数量也降至每月不到100吨。

反攻缅甸的计划也一再拖延。其规模由海陆两栖反攻缅甸,转为有限度地反攻缅北。这导致中国的战略物资只能依靠驼峰航线运输,运量极其有限,使中国抗战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1943年1月,盟国卡萨布兰卡会议召开,由于北非局势的好转,欧战前景光明。亚洲战争提到日程上来。但是在研究中国战区收复缅甸问题时,中国代表仍被排斥在外。连美国总参谋长马歇尔都认为不公平。他强调反攻缅甸的目的时说:"我们重视打通滇缅路,并非全为提高中国士气、打击日本海运输力着想。我们目的在配合欧亚非洲各地作战。若收复缅甸方案不立即实施,则美国或有被迫退出欧洲之一日。"

在"先德后日"战略的制约下,中国战场始终不是盟国战略投入的重心,接受的援助最少,也最不稳定。

根据美国陆军部的统计,1941年12月到1943年6月,美国投入欧洲大西洋和地中海方面的物资约为1385万吨;太平洋战场约为938万吨;投入中缅印战场只有约60万吨。美国原定1941和1942年装备中国60个师,到1943年决定只装备30个师,外加其余30个师所需要装备的10%。

美国以租借形式援助盟国的物资,累计总值大约为460亿美元。其中英国获得约303亿美元,苏联获得98亿美元,法国获得14.03亿美元。而中国只获得6.31亿美元,约占总量的1.4%,是英国的1/48。

日本国力的崩溃

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政府认为,中国之所以不投降源于两个原因:一方面,有外部物资供应;另一方面,则是中国低估了日本的国力。但实际情况是,日本的国力却因陷于中国战场而逐渐崩溃。

自从1931年,日本侵占东北后,日本经济被全部推向军事化方向,军费开始快速递增。1931年占财政收入的31.8%,1936年增加到了45%。1931~1936年,日本军费占国家总支出比,在世界各国中居第一位。全面侵华后,军费更是大幅提高。自"七七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华军费占同时期总军费的70%,总财政支出的47.2%。

为了筹措战争费用,政府一方面大幅增加税收,1941年比1936年增加了2.5倍。更重要的手段,是发行战争公债。战争的前三年,其发行公债数量已超过日俄战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发行军事公债总和的9倍以上。

日本的财政主要充作战争军费,这极大影响了正常经济投资。1939年全国投资额为53亿余日元,重工业占了70%,轻工业只有2%。资金原料不足,投资结构不合理,技术工人匮乏,导致日本经济不景气。许多重要工业,包括水泥厂、造船厂只能半开工。日本工矿产业,在1938年达到最高水平后逐年下降。

日本陷入持久战争,带来严重的社会危机,使民众不堪重负。

1939年9月开始,每月1日被日本政府定为服务效劳日,这一天禁止卖酒,饮食店几乎全部停业。9月18日,工资全部停发。为了节约用电,连烫发都被禁止;棉织品的服装也全部消失,棉布成了贵重物资;民用石油十分短缺,大街上开始出现烧煤炭的汽车,戒指和项链的制造被限制,生活必需品需要凭票供应。街道上竖起了标语,上面写着"奢侈就是敌人"。

战争期间,日本发起了"国民减食运动",将每日三餐改为两餐;改吃糙米和杂粮;只要是可以吃的东西如水果皮、萝卜叶及剩饭,都可晒干充饥。

1944年,为了节省资源,日本政府强迫国民每天只能生一次火,其余两餐吃冷饭。由于孕妇每天可以得到70克大米的增补量,所以怀孕的妇女数量一下子可疑地增多起来。最古老的垒球场被开垦成菜地,以养活饥饿的横滨百姓。抢劫、扒窃成了普遍现象,大人们去偷小学生的午餐,洗劫邻居被炸坏的房屋,人们最后的一点财产也常常在防空洞中被偷走。

对社会生活影响最大的是粮食问题。大量劳动力被征用到军需部门生产,服务于战争,农村劳动力最多减少300万人。化肥厂多用于军用,化肥奇缺。由于劳动力与化肥不足,日本农产品大幅度下降,大米下降了30%~40%。1941年7月7日,一般饭店禁止卖米饭。这被称为"七七禁令"。

公民逐渐丧失了个人生活的自由,被编入"邻组"之中。邻组不仅负责征收赋税、分发口粮、组织防空演习和消防演习,还要负责"消灭个人主义的思想和生活方式"。

由于大量成年人被征入军队,日本不得不广泛使用童工。仅日本职业介绍所介绍就业的童工,1937年有21万人,1939年高达42万人。东京的小学生一毕业就要去为战争服务,一年中至少有3万少年加入战争机器。

为解决资源问题,日本政府征用铁器和铜器,包括床、桥、桥栏杆、炉子、椅子、门、柜子、电风扇、火盆等各种各样的物品。就连寺院也献出了铜像。但这些家用器皿、寺庙祭祀之物,根本不可能满足现代化大规模战争需要。再如"松根油计划",即企图从松树根中提取液体燃料。道路上,到处都是堆积如山的松树根。日本为此制造了大约4.7万个干馏锅。但到战败投降时,也只生产了480吨所谓的"飞机用油"。实际上,这种人工"飞机用油",因为含焦油和灰分过高,只要几天,发动机也就转不动了。

1943年9月,已经有300万工人被征入军队,导致飞机制造厂、造船厂和兵工厂产量和质量大幅下降。每失去1个熟练工人,就需要4个生手去代替,报废的产品越来越多。1944年底,日本新造的战斗机大约有三分之二在到达作战地区前就坏掉。一种由中岛工厂生产的陆军战斗机Ki84缺陷极为严重,以致有了"飞行员杀手"这样可怕的称号。

日本仅有的军工生产由于中国战场的实际需要,其结构也很不合理。这不仅推迟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而且直接削弱了日军的战力。日本军械预算大部分用于生产弹药。弹药生产费用过大,影响了火炮、坦克、汽车通信电子器材的生产以及改进武器性能的科学研究。

日军和美军装备相比,不仅数量不足,而且性能差距越来越大。日军一个师团的火炮不超过10门,坦克更少。而美军一个师拥有火炮多达500门,坦克150辆左右。在太平洋战争中,日本以老式的三八式野战炮和四一式山炮为主。前者于1905年定型生产,后者为1908年定型生产。这些旧式火炮射程短,威力小,数量也不足。

在电子器材研制方面,日本更是大大落后。1942年秋天日美海战,美海军不用探照灯照明,而利用雷达实施射击,完全抑制了日本海军的夜间袭击。在冲绳岛争夺战中,美军火力强度是日军的20倍。美军普遍拥有雷达装备,特别是在"决定日本国运"的莱特湾海空战,多在夜间和能见度很低的条件下进行,美军可以用雷达装备准确进攻敌人。这是美军取胜的一个重要因素。

由于油品短缺,必须限制飞行员的训练,这造成了日军航空兵战力的大幅下降。日本与盟国的历次空战中,日军飞机损失惨重,其原因之一就是缺乏训练有素的飞行员。后来日军航空兵使用自杀"特攻",部分原因也在于此。

1945年初,据日本大本营最乐观的估计:"日本能够有组织地进行战争的时间,即便竭尽所有努力,大概也只能以昭和二十年(1945)中期为限"。日本国力枯竭,人心丧尽,实在无力再战了。

战争机器在榨完最后一滴油后,停止了摆动。

中国的牺牲

为了争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中国做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根据军事科学院《中国抗日战争史》的数字,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中国一半国土被践踏,930余座城市被日军侵略占领,占全国总数的47%以上,其中被侵占的大城市占全国80%以上。被破坏的工厂有3840家,全国直接承受战祸灾害的人口超过2.6亿人,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以上,间接损失5000亿美元。

日军的入侵直接破坏和打断了中国现代化进程。抗战之前,中国已经进入了现代化进程的加速期。从1927年到1936年,电力工业年均增长9.4%;煤炭工业年均增长7%,水泥工业年均增长9.6%,钢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40%。有学者研究,从1927年到抗日战争爆发前的10年里,中国现代化工业每年的平均增长率约为7.6%,而且这种增长突出地表现在基础工业上。

抗战期间,日本几乎占领了所有重要城市,其中聚集着中国全部现代工业。这些工业,有的直接损毁于炮火之中,有的因战争而失去运转条件被迫关闭,有的在被迫内迁途中损毁。在沦陷区,日军不仅任意掠夺公私财产,还截留税收,把持金融,并建立起依附于日本的殖民地经济体系。1947年,国民政府公布的《中国抗战时期财产顺势说帖》,比较详细地统计了战时全国经济损失情况,其中包括金融、工业、矿业、电业、船舶、商业、运输、农业、水利、文化、公共机关、人民团体、房屋等各分项损失数字。再加上军费、外债、资源减损、海外华侨等损失,总计超过500亿美元。这还没有包括敌后地区的财产损失。依据我国政府公布的数字,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损失5000亿美元。

为了反法西斯战争的整体利益,当美、英请求苏军出兵东北对日作战时,中国牺牲了部分主权换取了盟国的整体利益,加快了战争的结束。

太平洋战争开始后,美国多次请求苏军对日作战,以减轻自身压力。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与丘吉尔共同向斯大林提出了苏联出兵东北、消灭日本关东军的请求。斯大林则开出条件,即恢复1904~1905年日俄战争中失去的中国东北的侵略特权。包括旅顺口作为苏联海军基地,长春铁路(即中东铁路)中苏共有共营,大连为开放性的商港,苏联对其拥有优越地位;外蒙古保持现状(从中国独立出去)。

罗斯福与丘吉尔同意了斯大林的要求,三巨头很快达成协议,这就是人们熟知的《雅尔塔协定》。

但由于苏联要求的出兵条件,都属于中国主权,在战后应该归还中国,而苏联在中国国土作战须征得中国政府同意,否则出兵无法律依据。于是在罗斯福的撮合下,中苏开始艰苦的谈判。直到美国投出原子弹,苏军出兵前夕,一些原则问题才确定下来。直到日本宣布投降的前一天,条约才完成签字。

斯大林的要求被一一写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有关协定(外蒙古独立是通过中苏两国互换照会决定的),条约有效期30年。此外还有未写入条约和协定的要求:中国东北不允许出现对苏联不友好的地方政权,东北必须与苏联实行垄断性的合作。依据中苏条约,苏联于1945年8月9日对日宣战。

事实上,中国是以自己的领土、主权为代价,做出了巨大牺牲,才换取苏联的出兵。中国还承担了苏联红军在东北作战和驻扎期间的军费。苏军除了将东北机器设备拆运一空外,还发放军用券,用于支付其在东北的费用。苏军撤走后,苏联政府让中国将军用券收回,然后再向日本索赔。中国没有索要日本战争赔款,也就没有找日本兑付军用券。

美国是苏联出兵提议的始作俑者,同时也是重要的受益者,避免了自身的伤亡。但苏联出兵的全部代价则都由中国承担了,这其中包含了主权与领土的权益。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国所遭受最大的损失,则是人民的生命伤亡。根据姜涛与卞修跃的统计,抗战时期(1937~1945)人口损失2362万人(有案可查但不包括全部间接死亡者),其中直接人口死亡高达2062万人,绝大部分是直接战死的中国士兵以及被侵华日军迫害致死的平民百姓。战争直接造成受伤人口1600万,失踪与被俘人口至少535万。综合下来,8年期间,中国人口死亡、受伤与失踪人口,共达4500万人以上。

如果结合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资料,对抗战时期实际保有人口数量估计,再考虑自然灾害、瘟疫疾病等因素,抗战时期中国人口总体损失超过5000万人。超过当时人口十分之一。

战争之中,国民党军队死亡超过185万人,总伤亡超过417万人。中共军队死亡超过22万人,总伤亡超过61万人。兵役壮丁死亡355万以上,总伤亡947万人。他们的生命应该永远被铭记和缅怀。

诺曼底:血色的解放曙光

"自由法国"第二装甲师勒克莱尔将军麾下的车辆开进了沦陷四年之久的首都巴黎,在万众欢呼中前往市政厅,面对群众高举双臂,摆出著名的胜利"V"字手势,发表了他最为著名的演讲:"巴黎解放了!"

抉择时刻

1944年6月4日,天气闷热而潮湿,在距离英格兰朴次茅斯军港5英里的索斯威克庄园,盟军最高司令部的前线指挥部,盟军最高指挥官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每天要抽掉足足4包骆驼牌香烟,有时这位盟军最高指挥官只是点着一支香烟,把它放在烟灰缸上静静地燃烧,然后开始一杯又一杯地喝浓咖啡,用以纾缓自己的紧张心情。3天前,盟军气象分析预测小组的负责人、英国著名气象学家詹姆斯·斯塔格博士带来了坏消息,大西洋北部上空形成了几个强气压带,英吉利海峡波涛汹涌,云层低沉,能见度也非常糟糕,而此时"霸王"行动的首批作战部队,共计13万人已经在分批登船。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两栖空降协同登陆,根据计划,在登陆日"D日",第一批盟军部队8个师将作为首批进攻力量踏上欧洲本土。美国第82和101空降师将在科唐坦半岛西部空降,英军第6空降师则在奥恩河以东着陆。在5个师的两栖进攻力量中,美军第4步兵师负责占据科唐坦半岛最西部的"犹他"海滩,美军第1步兵师"大红一师"和第29步兵师负责在杜·豪克海角与恩·贝森港口之间的"奥马哈"海滩登陆,英军第40步兵师负责抢占阿罗芒什和拉里维艾尔之间的"金色"海滩登陆,第3步兵师负责在圣班欧和奥恩河之间的"宝剑"海滩登陆,最后,加拿大第3陆军师负责拉里维艾尔与圣班欧之间的"朱诺"海滩,这个师曾在两年前的迪耶普登陆作战中损失惨重,因此官兵上下士气异常高涨。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盟军高层已经竭尽全力,在美国陆军后勤部门主管布雷恩·萨摩维尔将军的努力下,1944年5月英国南部已经囤积了超过5万辆坦克和装甲车、45万辆卡车和100万吨以上的弹药后勤物资,有175万名包括英、美、加拿大、波兰、"自由法国"、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盟军军人驻扎在此。盟军极为成功的大型欺骗性行动"坚毅行动",在英国南部建造了数以万计的假目标,从包括胶合木板搭造的火炮、车辆、登陆舰到由假无线电讯号虚构的"巴顿集团军群",都将德军强大的15集团军吸引在加莱地区。

为了克服滩头障碍,盟军军用工程师和机械技术人员制造了不少新奇玩意儿,包括带有可充气的帆布浮渡围帐和尾部螺旋桨推进器,能在水中行进的"DD谢尔曼"M4专用水陆两栖坦克,装有前置滚筒连枷、用以破坏德军布雷区的"蟹"式坦克同样以M4"谢尔曼"坦克为车身。英军则装备了配备290毫米重型榴弹炮的丘吉尔AVRE式突击坦克,部分克伦威尔MKVII巡洋坦克则被改装成了"鳄鱼"式喷火坦克,用以消灭、驱赶德军滩头工事中顽抗的步兵。

在空中,盟军的优势更是得天独厚,"轰炸机大王"英国皇家空军上将豪斯·哈里斯和美国空军第8军指挥官卡尔·斯帕兹通力合作,从4月到6月5日,盟军的英制"兰开斯特"式和美国B17"空中堡垒"轰炸机已经出动了超过20万个架次,投下了将近20万吨炸弹,以2000架飞机和1.2万名机组人员的高昂代价,使得北部法国铁路运输量减少了60%,并摧毁了德军沿海92个雷达站中的74个。

而在狭窄的英吉利海峡对面,德军也在为如何迎击即将到来的盟军登陆而殚精竭智,然而他们却陷入了深刻的不和:B集团军群总司令埃尔温·隆美尔元帅、西线德军总司令冯·龙德施泰特元帅以及西线装甲兵总司令盖尔·冯·施韦彭堡将军之间意见严重分歧,时任装甲兵总监的海因茨·古德里安上将在回忆录中记述说,隆美尔坚持认为,必须在滩头上击溃盟军登陆部队,因此必须将所有机动性装甲兵力紧贴于海岸防御线分散设置,而古德里安、龙德施泰特和盖尔·冯·施韦彭堡则坚持认为应当将其集中起来作为机动预备兵力设置在巴黎南北两个方向上的密集丛林地带,从而使得装甲部队避开盟军优势的舰炮火力和空中优势,首先反制盟军在夜间与黄昏时分的空降。

更糟糕的是,希特勒"分而治之"的权术把戏也让这种情况雪上加霜,从而导致德军10个装甲师与装甲掷弹兵师,完全分散在漫长的西线靠海沿岸地区中间,其中三个装甲师,国防军第2、第6、第116师和武装党卫军第12"阿道夫·希特勒青年团"装甲掷弹兵师划归隆美尔直接指挥,其他一些装甲师虽然名义上划归龙德施泰特本人,但也必须事先请示希特勒本人之后才能动用:武装党卫军第1"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师在比利时,党卫军第17"古兹·冯·伯利辛根"装甲掷弹兵师位于图尔,党卫军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和第9、11装甲师则被部署于法国南部,以防盟军从地中海方面登陆,位于诺曼底附近的只有第21装甲师与武装党卫军"阿道夫·希特勒青年团"师,而在诺曼底滩头防守的只有第352步兵师、第716步兵师,以及位于卡昂的第21装甲师。平均每个西线德军师要防卫长达80公里的防线,而在诺曼底地区,每个步兵师的防守正面居然达到150公里。

古德里安抱怨说,隆美尔方案之所以得到了希特勒的支持,是因为纳粹元首本人在"一战"时的军旅生涯使他对坚固壕沟防守作战方式坚不可摧的青睐,不过与西线德军司令部高层笃信盟军将在加莱地区登陆的判断相反,希特勒本人恶魔式的直觉和洞察力却使他猜中了盟军"霸王行动"的大致登陆方向。古德里安之子、116装甲师作战参谋小古德里安中校回忆说,希特勒明智地预见,盟军在登陆后需要附近存在一个能够卸载巨量补给的大型港口,因此要么选择拥有瑟堡的科唐坦半岛,要么是布雷斯特所在的布列坦尼半岛。

尽管如此,纳粹德国大肆吹嘘的"大西洋壁垒",在纳粹德国强制劳工苦役部门"托德组织"和隆美尔元帅的筹划下,部分得以落到实处。根据B集团军群作战日志显示,截至1944年6月,德军在法国海岸线上已经埋设了将近420万颗地雷,设置了51.7万处滩头障碍设施,其中超过3万处连有饵雷,包括由5根钢柱组成的四面体金字塔状障碍物,部分已经用铁丝网连接在一起作为步兵难以逾越的障碍,然后还有一排排波浪形排列的金属栏杆,其锋利的尖头可以像开罐头刀那样切开盟军登陆艇的底部,使其动弹不得。在科唐坦半岛的许多地方,德军工程部队掘开了运河,使得适合盟军空降兵着陆的一些地点变成了沼泽,隆美尔的另一个天才设想是在这些地段设立10英尺高的尖锐木桩,之间用绳网连接,再放置上由缴获的法军炮弹改装的地雷,然而物资与人力的缺乏,使得这些"隆美尔芦笋"只有小部分,大约500万根得以安置。

6月4日凌晨4点15分,焦虑的艾森豪威尔决定将行动延后24小时,如果坏天气继续下去,诺曼底滩头的潮汐方向就将改变,如果48小时内情况没有好转,霸王行动将不得不推迟两周,这不仅对困在舰船上、已经被海浪颠簸折磨得筋疲力尽的士兵们造成毁灭性的士气打击,也给保密工作造成空前的困难,但是在当日下午,斯塔格和他的同事们给盟军远征军司令部带来了好消息:聚集在大西洋上空的低气压带速度已经减慢,这意味着在6日将出现一个足够能让登陆行动进行的宝贵空隙。艾森豪威尔把头转向了头戴标志性贝雷帽、身穿一件褐黄色军用套头衫的地面部队总司令,在阿拉曼一战成名的英国人蒙哥马利元帅:"你觉得还有什么不让我们在周二出发的理由吗?""没有。"蒙哥马利带着他独特的浓厚鼻音断然回答说,"我觉得我们行动,行动吧!"

从天而降

午夜时分,在伦敦以西,位于诺丁汉和格拉汉姆郡,密布在空地上临时搭建的停机棚内,美军第82空降师和101伞兵师的士兵和军官们开始忙碌起来,他们已经在停机棚里的帆布床上睡了将近一周,很多人敏感地察觉到,任务即将临近,因为基地的伙食开始变好,有牛排、薯条和冰激凌,军用服务社的年轻女志愿者开始给士兵们供应咖啡、甜甜圈,香烟的配给量也明显增加。一些士兵在反复拆装他们的M1A1"汤姆逊式冲锋枪"、M1式卡宾枪与M1911"柯尔特"手枪,以及他们的降落伞,或者反复研磨他们的伞兵刀,每个人都将头发剃得干干净净以便医务兵处理头部伤口,但相当一部分人决定给自己留一个莫西干人头形用以震慑敌人,并在脸上涂抹了黑色宽条的伪装油彩。

出人意料的是,士兵们仅仅是登机,就花了将近40分钟,因为伞兵们的装备太多太沉了,宛如中世纪浑身盔甲才能上马的重装骑士:M42伞兵服的肘部和膝盖部分加装了衬垫,后背上是T5型伞包、脚蹬可系带的伞兵靴、身上有M1924急救包、M4救生背心、M5防毒面具袋、M1910 T型伞兵铲、M36 X型背带、伞兵干粮包。因为情绪过度紧张,很多人尿意频频:刚刚步履蹒跚地被空军地勤人员扶上运输机,又一脸歉意地要求后者再帮忙把自己弄下来。C47运输机的机务人员已经在机翼和机身上涂上了宽大的黑白相间条纹,以免友军炮火误伤。午夜时分,一架架满负荷的C47运输机——大约超过1000架排成一眼望不到头的漫长队形,分批从诺丁汉和格拉汉姆的临时军用机场开始起飞。艾森豪威尔本人前往格拉汉姆,为第101空降师送行,在飞机起飞时,他眼噙泪水,敬礼致敬,因为他知道,这些小伙子中的许多人,再也不会回来了。

凌晨1点半左右,德军第711步兵师师长约瑟夫·赖歇特在兵营里刚要上床就寝,就被低沉嘈杂的飞机引擎声所惊醒,虽然当夜乌云密布,但满月依旧提供了很好的视野,盟军运输机在空中清晰可见!"伞兵!"有人高喊,师部据点布置的20毫米四联装高射炮开始向它们倾斜炮弹。盟军的空降行动在实施之初遇到了一些混乱,许多人掉入了德国工兵通过将德雷弗斯河和梅德列河有意泄洪造成的沼泽,一些不幸落入深水区的伞兵无法及时摆脱自己的降落伞和身上沉重的装备,窒息而死,一些紧张的运输机飞行员为了规避德军防空炮火,在过低的高度就向乘员们发出了跳伞讯号,结果一些不幸的士兵根本没有时间打开降落伞,就直接坠落到了地面,发出"西瓜落在卡车后厢上"一样沉闷的撞击声,一些装载着吉普车、反坦克炮等重型装备的滑翔机在坠落时,承载的货物也变成了杀人的凶器,美军第101空降师副师长普拉特准将就是在乘坐的滑翔机坠落时,被一辆停在后仓的吉普车穿透舱壁撞死的。少数只是扭伤了腿部和脚踝的士兵则在医务兵的简单包扎处理后,踉踉跄跄地跟着自己的军官或士官奔向集结地点的大致方向。

滩头喋血

在伞兵们出击后不到几个小时,有史以来最为庞大的登陆舰队缓缓驶出了南安普顿港口:一共有将近5000艘登陆舰,护卫它们的是6艘战列舰、4艘战列巡洋舰、23艘巡洋舰、104艘驱逐舰和152艘护卫舰,还有277艘鱼雷艇在频繁忙碌地清理水道。在5000艘登陆舰中,主力是能够搭载36名士兵、排水量12吨的LCVP登陆艇,满载排水量283吨,能够搭载5辆中型坦克的LCM坦克登陆艇,以及能够容纳200名士兵与75吨作战物资的大型LCI登陆艇,部分LCI还搭载了多达24具MK7火箭发射器,为登陆部队提供密集火力掩护。

当日风高浪急,海浪平均高度5英尺,大部分美国士兵很快就后悔他们过度享用了最后一顿丰盛的早餐,包括牛排、水果派、熏肉、炒蛋,还有人喝下了英国提供的朗姆酒。"四下看去,天空和海水以及登陆艇船身都是一片白蜡色",所有人只能看到前面同袍的钢盔和登陆艇高高的登陆跳板。在剧烈颠簸导致的晕眩之中,呕吐现象开始在士兵中间传染蔓延,每人配发的呕吐袋很快就装满破掉了,一些士兵开始解下头上的M1型钢盔充当临时容器,再把它们放到船舷之外,让海浪冲刷干净。

在奥马哈海滩,滨海地区73号据点,德军716步兵师的一名下士在灰蒙蒙的黎明中被盟军登陆舰队的规模吓呆了:"像一座巨大的海上城镇,从海岸线一直延伸到我们目力所及的地方。"由于下海距离过远,风浪汹涌,第741坦克营的32辆谢尔曼DD两栖坦克有27辆进水沉没,稍后,运载了步1师111野战炮兵营的13辆DUKW"鸭子"两栖登陆装甲车中的11辆也消失在海水中。324架B24解放者式轰炸机进行了最后一次空中打击,但没有一枚炸弹落到德军设置的障碍工事、雷区或者防御阵地里,一名军官气恼地大喊:"他们(航空队)还不如待在家里的床上呢!"大约6点30分,第一波登陆艇开始抢滩,在沉默了片刻后,德国守军被称为"希特勒锯子"的7.92毫米MG42通用机枪开始疯狂扫射,子弹射入潮湿的沙滩与海面时发出了嘶嘶声,如同有人在你耳边不断地用牙齿缝隙吸气,如果子弹打在海滩上的钢制障碍物上,则会发出鲜亮的"叮叮"声,一些经验缺乏的登陆艇船员把船停到了距离海滩尚有一段距离的沙洲之上,士兵们在跋涉了几步之后又一头沉入没顶的海水中,一部分人慌忙地扔掉了沉重的装备才得以逃生。

奥马哈海滩如同新月一样弯曲的地形,使得冲上滩头的登陆艇、美军士兵和车辆立刻陷入德军的交叉火力之中,尽管这里碉堡装备的火炮五花八门,从少数杀伤力巨大的德国88毫米Flak36高平两用炮,到缴获自捷克与法国的陈旧制式40毫米火炮,但依旧给美军带来了重大杀伤。第29步兵师一名二等兵多姆·巴特在信中说,自己的连队在登陆后的几个小时内,就从160人迅速减员为25人,奄奄一息的伤员们被逐渐涨潮的海水吞没,潮汐都被鲜血染成了红色,跟随部队一起登陆的《生活》杂志记者弗兰克·坎帕说,这些尸体面色苍白,摆出各种匪夷所思的姿势,"就像杜莎夫人蜡像馆里的陈列品"。"大红一师"的助理外科医生霍尔上尉观察到,士兵们被突如其来的恐惧吞噬,一些人扔掉了自己的装备,捂着伤口或者拎着自己的残肢,漫无目的地在海滩上游荡,一名负责指挥坦克的中士躲进了一个炮弹坑,说什么也拒绝出来。8点左右,靠近海滩的第91号LCI大型登陆艇被一颗炮弹直接命中,它运载的20毫米高射炮炮弹和火焰喷射器燃料引发了大爆炸,许多船员和士兵浑身带火,尖叫着从船舷上一头扎入海水中。

面对一片混乱,第16步兵团团长乔治·泰勒中校喊出了那句被载入历史的名言:"这片海滩上只有死人和即将要死的人,现在让我们离开这个鬼地方吧!"过后不久,盟军在奥马哈海滩上的首次突破宣告成功,第16步兵团第二营在圣洛朗和科勒维尔之间成功地从滩头阵地突破了德军的防线,凌晨7点35分,德军第352步兵师向84军军长埃里希·马克斯将军汇报:"科勒维尔东北,100人至200人的敌军已经渗透入我们的防线。"到了中午大约12点30分,美军大约有1.8万人登陆了奥马哈海滩,由于德军火力被抵近射击的8艘美国与英国驱逐舰所彻底压制,配备了推土铲的M4A1谢尔曼坦克和卡特皮勒D4推土机将被炸毁的车辆和登陆艇推到了一边,腾空了的登陆艇开始将伤员们送回军舰上的野战医院救治,医护兵忙个不停,为伤员更换血浆袋,患有战斗应激症的士兵开始接受巴比妥酸盐静脉注射,在"贝菲尔德号"巡洋舰上,厨房都被腾空出来当作临时手术室,美军在奥马哈海滩的第一天承受了1465人的死亡数字,还有将近2700人受伤。

清晨,包括古城卡昂在内的许多法国市民都被炮击和飞机掠过的噪音惊醒,尽管德国守军的播音卡车和高音喇叭依旧在警告市民,但乐观情绪迅速蔓延了开来,兴奋的法国家庭妇女在面包房门口交头接耳,一些孩子兴奋地骑着自行车从北边的海滩返回,一路大声喊着"盟军登陆了,德国佬完蛋了"。与此同时,身为B集团军群总司令的隆美尔元帅在乌尔姆附近赫尔林根的家庭被自己的参谋长斯派达尔的电话叫了起来,西线德军总司令部已经向B集团军群发出指示,敌人的攻势规模很大,不应再被视为局部意义上的小规模行动。7点刚过,在拉罗日古堡和巴黎市郊的圣日耳曼,B集团军群和西线德军总司令部里一片繁忙,电报机和电话铃声不断,龙德施泰特元帅的参谋长京特·布卢门特里特将军早晨6点给位于伯格霍夫的德军最高统帅部参谋部打电话,要求允许使用元首本人直接控制的装甲师进行反击,然而却被严词拒绝,一些历史档案资料说,希特勒本人在贝希特斯加登附近伯格霍夫的"鹰巢"中直到上午10点才起床,由此使得德军坐失良机,因为在此之前无人胆敢叫醒他通知诺曼底发生的一切。但他的私人副官、党卫队上尉奥托·京舍在回忆录中则对此表示反对,他声称早晨8点,元首就走进了官邸的大厅,对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参谋长凯特尔陆军元帅和作战处长约德尔上将说:"先生们,敌人已经登陆,我一直说他们会在这个地方采取行动。"

一片混乱之中,B集团军群司令部依旧认为,在诺曼底的行动是牵制性的,盟军会随后在加莱地区发动全新的大规模登陆行动,在此之前,武装党卫军第12"希特勒青年团"师仅仅被允许向滩头方向派出侦察营,直至中午11点50分,它才奉命集结,做好向西推进的准备,位于图卢兹和蒙托邦的武装党卫军第2"帝国"师于次日才开始集结行动,由于盟军持续不断的空隙和法国地下抵抗组织的破坏行动,"帝国"师于17日才抵达诺曼底战场。而首当其冲的第21装甲师,只能细打零敲地将自己的力量投入战斗,试图与第711步兵师一起夺回被盟军伞兵和突击队占领的奥恩河桥头堡。

较之血腥的奥马哈海滩,发生在犹他、朱诺、黄金与宝剑滩头的战斗相对顺利,犹他海滩上柯林斯将军下属美军第7军只付出了区区197人的伤亡代价。唯一持续的抵抗来自犹他海滩以北约10公里的圣马尔库夫(St.Marcouf),有4个巨大的德军炮台。每个炮台内都有一门口径为210毫米的重型加农炮,借坚固的钢筋混凝土外壳,它们拖住了美军达一周之久,不断地向犹他海滩开炮。尽管如此,盟军在登陆后头48个小时内的进展依旧非常有限,到了D日夜间,除了宝剑滩头和朱诺滩头的盟军已经会师连成了一个整体外,其余滩头的盟军部队仅仅是有限拓宽了阵地,随着德军拜尔莱因少将指挥的装甲教导师,"希特勒青年团"师与第21装甲师陆续投入作战,蒙哥马利于登陆次日即占领卡昂的计划宣布落空。

德军有限的增援兵力在盟军强大的空中优势和舰炮火力压制下,集结推进的速度也相当缓慢,美军第9战术航空队司令埃尔伍德·克萨达少将坚持让许多部队在先头侦察车辆上都安装了高频无线电设备,一遇德军顽抗就果断呼叫空中的P38、P47战斗机或者A20攻击机进行近距离支援,而成群的B26劫掠者中型轰炸机则时刻打击任何胆敢在白天于公路上行军的德军车辆。一名德军军官回忆说,哪怕遭到德军单兵"铁拳"火箭筒的袭击,美军地面部队也会迅速呼叫空中打击与火炮、坦克支援,直至将其可能的藏身之处夷为平地。以果敢迅速著称、绰号"装甲迈尔"的"希特勒青年团"师第25装甲掷弹兵团团长库尔特·迈尔(Kurt Meyer)麾下一名二等兵赫尔姆特·波克回忆说:"我们越前进,看见被敌机击毁的车辆就越多,它们已经完全烧毁,外表呈现出典型的锈红色,各型弹药物资和尸体散布在残骸之间……在一个很大的弹坑周围有辆被击毁的装甲运兵车,车尾舱门敞开,一具同袍尸体的两腿和下半身伸了出来,上半身已经完全烧焦了。"而同时准备进入战场、齐装满员的装甲教导师在第一天尚未与盟军交火,就损失了5辆坦克、84辆半履带装甲运兵车、40辆油料运输卡车,库尔特·迈尔本人在当日的行军中也数次险些被盟军连绵不断的战斗轰炸机所击中,一次甚至不得不紧急从行驶的座车中跳出才幸免于难。尽管如此,他和部分单位依旧于D日午夜赶到了防线,已经千疮百孔的麾下3个装甲掷弹兵营只能在卡昂―巴约附近的公路下车,徒步进入防御阵地。

第二天,加拿大步兵第9旅的先头部队,北新斯科特高地团,和已经成为装甲团的"舍布鲁克燧发枪团"开始向卡昂北部的卡尔皮凯机场推进,其侧翼正好位于德军正面,迈尔和他的参谋人员在阿登修道院塔楼上决心抓住这一由于冒失而造成的良机,在装甲团团长马克斯·温舍的命令下,"阿道夫·希特勒青年团"师的4号坦克旋即开火,击毁了加军28辆谢尔曼M4坦克,然而由于兵力过分薄弱,仅仅只能推进到距离海岸大约10公里的康布—比龙一线,根本无法完成B集团军群关于向滩头继续进攻的指令。而此时,在滩头阵地东侧,英军第3师和加拿大第3师在卡昂以北的缺口也宣告合拢。

在空中,德国发动的抵抗比地面上微弱得多,在"霸王行动"的暴风雨就要来临时,整个诺曼底地区的德国战斗机就只有位于里勒诺德的JG26"施拉格特"中队,王牌飞行员约瑟夫·普利勒(Josef Priller,击坠数101)中校指挥的3架Fw190(距滩头320公里)。此外,在里勒—文德维尔一线还有JG26第1大队的施塔格尔上尉的24架Fw190能够提供一点帮助,其他德国战斗机部队都在全力抵抗盟国压倒性的战略轰炸:早晨8点,孤零零的普利勒带着僚机飞行员海因兹·伍德科里兹克,冒险横穿了炮火连天的宝剑海滩,象征性地用20毫米机炮扫射了一通,无奈地撇下一句"德国空军已经尽力了",便悻然而去。次日,也只有8架JU88轰炸机成功地突破盟军的空中拦截网,对诺曼底滩头进行了骚扰性的袭击。到了6月9日,尽管北部法国上空,在德国空军第三航空队名下已经有19个飞行大队、将近1000架飞机的编制,但其每日最高出勤率也只有327架次,比起盟军总计1.325万架的总数以及最高1万架次的日出勤率只能是杯水车薪,尽管在账面上它们获得了胜利:至少4名飞行员在6月与7月对盟军的空战中击落两位数的敌机而成为王牌飞行员,盟军战机(战斗机与轰炸机)的总损失要高于德军(983对646),但盟国巨大的工业潜力可以轻松地弥补这些损失,而德国不能,尤其是宝贵的有经验飞行员——著名的JG51"莫德尔斯"战斗机联队第7中队在诺曼底损失了它15名飞行员中的14名(12人阵亡、1人重伤、1人被俘),到了1944年下半年,德国就只能依靠那些平均飞行时间只有50小时左右的新手飞行员去迎击那些飞行时间是他们3倍左右的盟军对手了。

混战

德国人受制于指挥系统庞杂、兵力分散薄弱以及毫无制空权,而盟军也苦于诺曼底地区复杂的地形,越过了狭窄的海滩,诺曼底就是一片由无数沼泽、乡间小路和多年灌木树篱分割成的农田农舍组成的地带,农舍房屋都是用大块砾岩条石砌成,伴有坚固的石墙,很容易被德军改造为顽抗的理想据点。在诺曼底,平均每公里就有14道树篱。从6月7日起,盟军都在这种树篱地形中痛苦地向前挪动:前进、遇敌、推进或撤退、杀敌或被杀,一天通常只能前进两道树篱,很多步兵排在发起进攻后几分钟内就完全乱了套,各个班之间也失去联系,被完全割裂开来,在这种地形里长期训练的德军会熟练地用机枪、手榴弹、迫击炮从侧面向盟军行军纵队发动致命的偷袭,而盟军坦克兵也根本不愿意把坦克开进树篱间的小路上,因为根本没有足够的空间旋转炮塔,也没有足够的视野使用主炮和车载机枪。常常发生这种情况,同一个连的2个排在花费了数小时占据了一块阵地(树篱)后,才发现原来这只是他们之前各自到过的地方,在登陆后一周内,美军几乎就没发动过一次完整的连级进攻。

美军步兵第29师的G.S.琼斯少校描述了一次典型树篱作战:"机枪开始射击,一个或两个人死伤。最终,力量较强一方指挥官,通常会是进攻方,根据其所获得领先对手之火炮、迫击炮支援轰击,然后会认为已将对手足够削弱,而批准一次猛烈步炮协同突击。较弱一方指挥官会发现自己将会被一次类似突击所打垮,于是就先发制人发起反突击。战役就这样进行着——突击、停顿、休息抽烟,又一次匍匐前进,又一次停顿;死一样寂静、又一次炮火准备,猛烈之炮火准备,又一次步炮协同突击。然后整个过程从头到尾再来一遍。"

第29师在圣洛外围的作战,变成了一系列血腥的小规模遭遇战,陌生的复杂地形以及美军新兵的缺乏经验,抵消了他们在人力物力资源上的优势。"突然所有东西都炸开,"兰德尔·布莱恩特少校回忆自己的部队遭遇德军炮火一阵偷袭时说,"周围到处是血,一个钢盔落地,脑袋还在里面,那是米恩顿上尉。3个本宁堡出身的年轻中尉,刚从海滩过来加入我们部队,我曾让他们坐等分配下连,就在这阵突如其来的炮击中都给打死了,另外还有6人给干掉,33人受伤。"到了7月初,第29师的人员补充率几乎达到了百分之百,第29师师长格哈特将军被挖苦应被晋升为军长,因为手下有两个师:"一个在医院,一个在坟墓。"

这时,少数军官和军士长们必须身先士卒,激发新兵们的勇气,才能使得美国雄厚的资源供应化为胜利。6月11日,第101空降师第502伞兵团第3营营长罗伯特·科尔中校和他的队伍参加了争夺卡朗唐的战斗,这个只有4000居民的小镇扼守着瑟堡到卡昂以及圣洛的公路,巴黎到瑟堡的铁路也经过此地。夺取这个小镇就可以把奥马哈海滩和犹他海滩连成一片。那一天,科尔带着大约250人匍匐在长长的、毫无掩护的堤道下。堤道的尽头是一座跨越杜沃河(Douve)的大桥。过了这座桥,就是与奥马哈海滩上来的第29步兵师的会合地点了。堤道约1米多宽,两边都是沼泽。在距离沼泽地约150米远的地方,有一道树篱,德国人就守在那里。当科尔中校沿着堤道发起一次进攻,埋伏在树篱之后的德军迫击炮立刻开火,当场放倒了十几个,剩下的伞兵连滚带爬地跑了堤道的反斜面藏了起来。

接下来半个小时里,德军的迫击炮炮弹不断地砸在科尔的第3营头上,不断有人伤亡。只要有伞兵试图冲下堤道,立刻就会遭到德军步枪和机枪子弹的热烈欢迎。又过了半个小时,科尔和他的营依然被牢牢地钉在堤道上,进退两难。科尔中校实在无计可施了,情急之下,他喊出了一道美军在"二战"中极少能听到的命令:"上刺刀!"

周围很快传来刺刀安装在枪管上时发出的金属碰撞声,这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举动让中校肾上腺素狂涌,甚至都能听到自己剧烈的心跳声。科尔拔出点45手枪(11.43毫米口径),跳上堤道,对着部下用足以压住战场上所有枪炮声的嗓门大呼道:"冲啊!"然后纵身跳进沼泽地,向树篱冲去。伞兵们注视着他,恐惧、兴奋、震撼、鼓舞,各种各样的情绪冲击着每一名士兵的内心。先是一个人跟着站了起来,然后是几个,再然后是所有人!200多名伞兵紧紧攥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向前冲去,同时发出"咿……呀!啊……嗷!"的怒吼。雪亮的刺刀反射出一片寒光,尽管德军开火打倒了一些冲锋的伞兵,但没什么太大作用。科尔和他的伞兵转眼间就冲进了树篱,扑进了德军的战壕掩体之中。一场刺刀见红的肉搏战就此爆发,招架不住的德军纷纷撤退,逃往后方,幸存下来的伞兵们,开始聚拢在科尔的周围欢呼胜利,第二天,奥马哈海滩就与犹他海滩真正连成了一片。

代价高昂的突破

由于进展缓慢,在盟军最高指挥部里,针对蒙哥马利元帅的怨气越来越高,一向谨慎的他决心采取一次大胆的行动来摆脱困境——他将目光放到了位于卡昂城西北大约15公里的维莱·博卡日(Villers Vocage)上,这是个人口只有几千人的小村庄,而在这里,德军"阿道夫·希特勒青年团"师和装甲教导师之间存在一个缺口,于是蒙哥马利立刻下令,由刚刚登陆、齐装满员士气正旺、曾在阿拉曼立下赫赫战功的"沙漠之鼠"第7装甲师从这个缺口贯穿过去,然后向东与第51高地步兵师汇合,包围卡昂。

第7师指挥官乔治·厄金斯少将挑选了以大胆著称的威廉·欣德准将以及其麾下的第22装甲旅作为先头部队,并将来复枪旅第1营以及第131步兵旅作为其掩护力量调配至麾下,进攻最初一路顺利,沿途没有遇到任何德军的有效抵抗,6月13日凌晨,他们进入了维莱·博卡日,兴奋的法国当地居民对英国坦克夹道欢迎,抛掷鲜花,并送上了苹果白兰地、面包和黄油,为了更加有效地控制村子,欣德准将派出了第4伦敦郡义勇骑兵团A中队前往村庄东面,位于175号公里卡昂方向的科迪朗德山丘旁的213高地,他们的"克伦威尔"MKVII巡洋坦克和美制M5A3斯图亚特轻型坦克散落地停靠在绿草茵茵的田野中,而来复枪旅的反坦克炮半履带牵引车,以及几辆布伦机枪轻型输送车则紧靠公路排成一线,由于少数德军已经在先前的打击中慌忙撤离了该镇,十分放松的英军士兵们遂开始下车休息。

然而,就在不远处,危险正在悄无声息地逼近。已经连夜行军200公里、自法国北部古尔奈赶来的武装党卫军第101重装甲营已经抵达,德军大名鼎鼎的"坦克杀手"米歇尔·魏特曼(Michael Wittmann)当时担任第二连连长,在经过望远镜观察后,他迅速判断出,英军部队的队形和位置都相当有利于突袭,于是他驾驶212号"虎"和另外两辆僚车从田野附近的农舍旁冲出,然后沿着175号公路东西散开,将A中队和来复枪旅切成两半,魏特曼向维莱·博卡日方向的来复枪旅一线迅速开进,首发88毫米炮弹就击中了一辆"克伦威尔",然后一路用机枪扫射停泊在路边的英军半履带车,在进入镇内后,魏特曼又击毁了义勇兵团侦察分队的3辆"斯图亚特",镇内英军坦克对虎式厚重的装甲毫无伤害之力,骑兵团情报副官帕特里克·戴斯上尉试图用自己的"克伦威尔"坦克炮击魏特曼座车的尾部,但依旧无效,反被魏特曼迅速调转炮塔击中车体上部。最终,魏特曼的座车在镇中心圣女贞德广场附近的巴斯德路被一门6磅反坦克炮击中了履带,他和车组被迫弃车遁走,同时,在213高地附近的英军有2辆"克伦威尔"和3辆"谢尔曼"被击毁,大约230人被俘。

在此次突击中,魏特曼与僚车一共获得了27个击毁纪录,成功地迟滞了"沙漠之鼠"对于卡昂西侧的包抄行动,不过这次战役仿佛是整个诺曼底战役的缩影:德军依靠勇气和运气能够获得一些局部上的战术胜利,但依旧会被盟军雄厚的兵力与装备洪流所淹没,当日下午和次日,第2装甲师和装甲教导师在进攻维莱·博卡日以及附近22装甲旅的行动中遭受了重大损失。反观盟军,维莱·博卡日的损失对于蒙哥马利的影响仅仅是调整了策略,利用雄厚的兵力在正面将德军消耗、钉死,为侧翼实力更强的美军从阿夫朗什(Avranches)突破,将整个诺曼底德军集团装入一个以卡昂——法莱斯为中心的巨大口袋加以歼灭创造条件。

进入6月下旬,双方最高领导人都对法国北部的战局深感不满。17日,希特勒飞往法国苏瓦松,对着龙德施泰特和隆美尔咆哮:"不要叫它滩头阵地,这是敌人所能拥有的最后一块法国领土!"他冷酷无情地拒绝了隆美尔关于让部队适当向南后撤,脱离盟军舰炮火力覆盖区,而后用装甲机动兵力从侧翼反击的作战计划,认为在诺曼底胜利的唯一渠道就是寸土必争,死拼到底。同样,丘吉尔也对蒙哥马利进展的缓慢和急剧增长的伤亡数字头疼不已,英国各大报纸的头条消息千篇一律是"盟军在诺曼底前线陷入困境"。美国第1集团军司令奥玛尔·布莱德利在7月10日曾对手下说:"我们仿佛陷入了'一战'时期的困境,按照这种速度,我们到了1950年都不会看到莱茵河。"蒙哥马利在卡昂正面的一系列巨大攻势,从"埃普索姆"到"佳林"(Good Wood),被盟军内部同僚讥讽为缓慢费力的"物质之战",即从正面徒劳地利用压倒性的优势像压路机那样缓缓推进。在"埃普索姆"攻势中,得到日夜兼程赶来的武装党卫军第1"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师的增援后,"阿道夫·希特勒青年团"师和第21装甲师成功地在卡昂东南抵挡住了英军的攻势。10天里,英军超过1500架"兰开斯特"与"哈利法克斯"重型轰炸机投下了7000吨炸弹,但仅仅只让英军推进了7公里,并付出了5500人与430辆坦克装甲车的代价,一向温文尔雅的艾森豪威尔也在司令部里震怒了,英国空军元帅特拉福德·马洛利回忆说,"艾克"用雷鸣般的声音咆哮:"7000吨炸弹换来7英里!盟军可没有资本用每英里1000吨炸弹的价格一步步走遍法国!"

次日,丘吉尔已经来到蒙哥马利的司令部,口袋里揣着一份解除其职位的命令书,不过和阿拉曼一样,蒙哥马利又被空前的好运眷顾——来自盟军"超级机密"密码情报小组的消息显示,希特勒在东普鲁士的"狼穴"大本营中遇刺,纳粹政权可能的垮台使得战争似乎能够迅速结束,这时,蒙哥马利又不失时机地利用他一贯雄辩的口才滔滔不绝地描述了一番诺曼底战场的光明前景:"埃普索姆"已经拖住了整个德国党卫军第一装甲军,如果布雷德利麾下的美军能够从西面越过库唐斯进入法莱斯附近开阔的平原地带,那么盟军在诺曼底的困局将"迎刃而解"。

确实,盟军的运势在7月下旬终于否极泰来,手中好牌不断,"7·20"事变让德军最高指挥系统陷入了混乱,而在7月17日,曾成功地筹划了卡昂附近防御,擅长机动防御作战的B集团军群总司令隆美尔在视察前线时遭遇盟军飞机空袭,身负重伤,取而代之的则是才情略逊、对希特勒俯首帖耳的冯·克鲁格元帅。他一上台就向希特勒保证,将把寸土必争的防守观念贯彻到底。7月末,蒙哥马利终于在付出2600人和另外400辆装甲车辆的代价后,进入了已经成为废墟的卡昂。

然而在最前线的战壕里,德军已经筋疲力尽,濒临崩溃。因军长维特少将阵亡而临时升任"阿道夫·希特勒青年团"师师长的库尔特·迈尔在回忆录中说,到了7月初,自己的师战斗力仅仅等于一个虚弱的战斗群,大部分装甲车辆和重武器已经损毁,自己手下年仅十七八岁的掷弹兵们几乎是在徒手与蜂拥而来的盟军战车进行肉搏,候补军士埃米尔·杜尔在沙托的夜间战斗中,先是用"铁拳"火箭筒击毁了一辆加拿大军的"谢尔曼"战车,然后又用磁性吸附地雷与第二辆同归于尽。

此刻,在诺曼底战场的西侧,美军终于在7月24日,登陆后的第7周,沿着英吉利海峡建立了一条从科蒙(Caumont)绵延到圣洛附近的战线,第1集团军终于打到了树篱地带的边缘,再向南推进,就是大片平坦的牧场和便捷的公路,为了彻底撕开德军的整个左翼线,为马上投入战场的巴顿第3集团军纵深突击创造条件,美军发动了"眼镜蛇"行动。

战斗轰炸机攻击圣罗以南维尔河上的全部敌军桥梁来孤立这个前进地区。美国空军总司令阿诺德将军(Gen.H.H.Arnold),曾经有下述的记载:"下午13点40分,携带着炸弹和燃烧弹的P-47雷霆机,分为7批从东向西飞,每批相隔两三分钟。接着在一个钟点之内,1500多架的空中堡垒和解放式一共投下了3431吨炸弹。接着P-38闪电式机又分为8批,投掷了更多的燃烧弹,历时20分钟。"

7月29日,巴顿的领先战车已在库唐斯之南,渡过了塞纳河,两天以后即占领了阿夫朗什。德军唯一鼓舞士气的记录是武装党卫军"帝国"师战车团的恩斯特·巴克曼军士长,在库唐斯·圣洛北部的公路上,驾驶自己的豹式坦克单骑击毁了美军第3装甲师B战斗群的9辆"谢尔曼"。次日,艾森豪威尔说:"现在我们与布列塔尼之间,已经不再有有效障碍物的存在,而我的创造一个开放侧翼的理想终于已经实现了。敌军已经在完全解体的状况之中。"同时,蒙哥马利也在科蒙以南发动了他的突击,由1200架飞机所做的粉碎性轰炸为其前导。8月4日,攻占了卡昂城西南面的艾弗西(Evrecy)和艾斯奎(Esquay)。8月5日又占领了维莱·博卡日。

从法莱斯到巴黎——地狱与天堂

对于西线即将崩塌的局面,希特勒异想天开地提出了代号为"吕希特"(Luttich)的反攻作战计划,试图在莫尔坦(Mortain)附近集中手头仅有的装甲部队,突入阿夫朗什,切断巴顿集团军的后勤线路并加以歼灭。8月4日,国防军第2装甲师、第116装甲师,以及武装党卫军"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师和"帝国"师投入了战斗,虽然德军趁着阴天与雾霾一度攻入莫尔坦,但自8日开始,晴朗的天气又使得盟军的战斗轰炸机开始活跃起来,美军拥有的绝对优势炮兵也是德军望尘莫及的:美军第30步兵师第120团第2营在坚守莫尔坦附近314高地的战斗中,营炮兵观察员罗伯特·威斯中尉在一天之中就成功地呼叫获得了30次师级火力支援,美军155毫米"长脚汤姆"重型榴弹炮的火力让对手惊恐万状。而德军造成的损失则对美军来说无关痛痒:"被德军炮弹瘫痪两天后,几乎一半被击毁的谢尔曼坦克能由维修部队修复,并重返前线。两年前在加油站、汽车维修店打工的毛头小子,带着机修技术来到诺曼底,就能熟练地更换坦克履带、焊接装甲破损、修理引擎,哪怕坦克被打到无法修理,美军也将其拖回维修点大卸八块,而德军只能把战损坦克留在原地。"到了8月12日,克鲁格元帅只能下令全军撤退,几天后,这位反击失败的陆军元帅被希特勒撤职,由于恐惧自己因涉嫌"7·20"政变而被送上军事法庭,他选择服用氰化物自杀,在遗书中,曾对希特勒无限忠诚的克鲁格写道:"如果说命运比您的意志和天才还要强大的话,希望您现在也表现足够的强大,在必要时结束这场无望的战争吧!"

仅仅一周后,德军在诺曼底前线的末日就宣告来临,莫尔坦反攻让更多的德国部队进入了"卡昂-法莱斯"这一日趋收紧的口袋包围圈,8日巴顿第3集团军的先锋就开进了勒芒,8月17日,美国第5军从阿让唐、加拿大第四和波兰第一两个装甲师从法莱斯,开始从两面封锁这个日趋缩小的口袋,其中有德军15个师的残部和其他的零星单位都挤在一起,这个空间长达20英里,其东端的宽度为10英里。他们唯一的逃走路线是经过尚布瓦(Chambois)和圣兰贝尔(St.Lambert),但两面都在盟军火力威胁之下,还有不断的轰炸,遂让这一地段成为"西线的斯大林格勒"。阿诺德将军说:"在阿让唐的三条公路上,德军的战车和卡车成三行的纵队,首尾相接着流动。P-47雷霆式机即向他们攻击。首先炸毁纵队中的领先车辆,阻塞着进路,然后再飞来飞去加以轰炸和扫射。尽管高射炮的火力很强烈,天气也不好,美国的战斗机也还是轮番地攻击,整日不休。沿着某些路面浓烟密布,使驾驶员对于毁灭的程度,无法做正确的估计。但他们估计已经毁灭了1000辆车。次日在英国空军的地区中,喷火式、野马式和台风式等等飞机又再毁灭了1000辆。"

尽管遭受到了这样可怕的打击,可是在8月20日,德国第2装甲师还是在圣兰贝尔突破了加拿大军的封锁线,并使这条退路畅通了6个钟点之久,好让第7集团军的残部可以逃走。第2装甲师的幸存者汉斯·布朗说,整个撤退过程如同地狱之旅:"永不停止的爆炸……伤者向我们挥手求援,垂死者的脸痛苦地扭曲着,失去理智的军官和士兵们在壕沟和掩体处挤成一团,燃烧的车辆里发出凄厉的尖叫,一些人则发疯了,大声哭嚎或者歇斯底里地狂笑……一些战马仍然被套在破损的车辕上,恐怖地嘶鸣着,竭力想用后腿的残肢逃脱这场屠杀。"在付出伤亡1万人、被俘4万余人的代价后,德军有将近一半的部队侥幸逃出了法莱斯包围圈,英国军事历史学家富勒解释说,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从法莱斯进击的加拿大军兵力不够强大,而美国第5军与第15军的换防,也使从阿让唐向北的进攻发生了相当的延迟。

自6月6日开始,盟军付出了超过20万人伤亡的代价,重新登上了欧洲大陆,如果算上被俘人员,德军的人力损失几乎是盟军的1倍,还付出了超过1000辆坦克、2000门火炮以及超过500架军用飞机的代价,这些损失是已经伤痕累累的德国战争工业机器与人力储备无法弥补的。几乎无法对抗艾森豪威尔拥有的超过200万人,43万辆各型装甲与运输车辆,受到1.4万架飞机保护的庞大战争机器。许多盟军高层指挥官曾乐观地相信,战争会在3个月内结束。然而随着德军防御战线的缩短和越发接近本土,艾森豪威尔很快就发现自己面临的局势类似1916年8月的协约国——胜利在望,但依旧还有漫长的血染之路需要跋涉而过。

〔部分参考文献:《西洋世界军事史》,(英)约翰·弗雷德里克·查尔斯·富勒著;《第三帝国的灭亡:1944~1945》,(英)邓肯·安德森著;《D日:诺曼底之战》,(美)安东尼·比佛著;《装甲掷弹兵》,(德)库尔特·迈尔著;《武装党卫军第12装甲师战史》,(德)胡伯特·迈尔著;《武装党卫军帝国师在诺曼底》,(英)马克斯·黑斯廷斯著;《平民大兵——从诺曼底到柏林》,(美)史蒂芬·安布罗斯著〕

双方将领小传

艾森豪威尔(1890~1969)

在"二战"刚开始时,艾森豪威尔还是一名履历平淡的中校,在菲律宾充当麦克阿瑟的幕僚。在此以后就一帆风顺,直到1942年7月间,跳到了366位资深军官的前面,被选定为"火炬"作战的指挥官。但他的指挥经验最高只到一个步兵营为止。与他的德国职业军人对手,或者麾下的小乔治·巴顿等悍将不同,艾森豪威尔的最大长项并非在战场上纵横捭阖,而是一位出色的"军人政治家"。

在诺曼底战役的从始至终,"艾克"的最核心工作就是协调英美两国以及各个兵种之间指挥官之间的矛盾。李德尔·哈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中说,艾森豪威尔是所有盟军司令部里军官"争夺"的对象。他苦心孤诣地让所有盟军空中力量都划归美国陆军航空兵总司令亨利·H·阿诺德将军麾下;作为交换,他把登陆地面部队指挥权交给了对自己一向不服的蒙哥马利,即使在巴顿第3集团军加入战斗、美军兵力大大超过英加军之后,直到9月间为止,蒙哥马利还是继续控制着艾森豪威尔的全部陆军兵力。

然而,正是在这种"和衷共济"考虑制定出的稳健战略,致使纳粹德国拥有了难得的重新整编武装的时间,从而导致了1944年12月份的阿登作战,美军所受损失虽然依旧在可容忍范围之内,但毕竟使战争进程至少延续了3个月,为此李德尔·哈特批评说:"为了使他那些嚣张争功的部将,能够都有事做和保持宁静起见,艾森豪威尔把这个战略的派饼切成了碎片,使他们都有得吃,这样的办法就使他违反了集中的原则,并延长了战争。"

埃尔温·隆美尔(1891~1944)

作为"二战"时期纳粹德国历史上最年轻的陆军元帅,他的名言是:"进攻!进攻!再进攻!"由少数兵力正面牵制敌人,主力进行毫不留情地迅捷迂回,直插敌后。

在北非,尽管他麾下的非洲军团在德国大战略中只是一支次要部队,但1942年5月,在攻占英军北非重镇托布鲁克后,德军已经逼近英国中东统治的中心开罗,而隆美尔的声名到达了一个全新的顶点。5个月后,在决定性的阿拉曼战役中,隆美尔终于被人数上占据4倍、装甲车辆上优于自己3倍的英国第8集团军所击败。自此之后,目睹了盟国压倒性资源优势的隆美尔变成了希特勒和其他德军高层指挥心目中的"失败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

在1943年底被起复为西线B集团军群总司令后,隆美尔就致力于探究如何抵抗盟军即将发动的大规模两栖作战,按照他的观点,在盟国压倒性的空中打击优势下,大规模装甲兵团自后方集结再向滩头进攻一则易受打击,二则浪费宝贵的时间,所以最理想的策略即是在建造坚固滩头工事的同时,将反击机动兵力紧贴第一线安置,随时反击,否则一旦盟军获得一个立足点,则将会把它变成一个源源不断输送兵员装备上岸的运输站。这个观点使得他与装甲兵总监古德里安,以及西线德军总司令龙德施泰特意见相左,然而希特勒一贯玩弄的"分而治之"策略使得双方的意见都没有得到首肯,隆美尔没有获得自己需要的装甲机动兵力指挥权,而龙德施泰特也没有成功地在第二线组织起预料中的装甲集群。

尽管如此,隆美尔卓越的机动防御策略依旧在盟军登陆后让面对他的英加军队大吃苦头,盟军在登陆两个半月后,才拿下沿海重镇卡昂。因伤休养的隆美尔卷入了针对希特勒的"7·20"刺杀事件,多疑的希特勒"仁慈"地下令让这位饱受德国军队爱戴的陆军元帅服用氰化物自杀。根据战后解密档案显示,尽管多次流露出对于希特勒独断专行的军事指挥风格的不满与对战争的悲观,隆美尔并没有直接参与这一密谋行动。战后,"二战"德国海陆空军总计27位元帅中,只有隆美尔一人身后继续获得来自德国与昔日敌人对其军事才能的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