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4月23日星期六

社评:巴西政治危机的启示

【明报专讯】巴西奥运圣火日前已在希腊点燃,但同时传出为奥运兴建的单车径倒塌造成两死三伤的新闻,为今夏的奥运蒙上了新的阴影。而更大的阴影则是该国的政治危机。面对弹劾的巴西总统罗塞夫前日在纽约联合国讲话中,矢言会制止她所谓的"民主倒退",但这位保加利亚共产党员的女儿在她传奇的政治生涯中,今次遇到了空前的危机,未必能像40年前作为女游击队员被指控打劫银行那样有惊无险,安然过关。

巴西国会众议院于17日以超过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启动弹劾罗塞夫的程序。国会参议院特别委员会下月将作出表决,只要弹劾案以简单多数获通过,罗塞夫就必须停职180天。此后,参议院全体会议将表决她是否有罪,若罪成将被立即罢黜。

罗塞夫面临空前危机

南美粉红浪潮渐褪色

罗塞夫今天的遭遇,只是南美洲左翼政权骨牌式垮台的一个缩影。自1998年查韦斯当选委内瑞拉总统后,在南美洲掀起一场左翼掌权的"粉红色浪潮",2002年卢拉当选巴西总统,紧随其后阿根廷、乌拉圭、玻利维、智利、厄瓜多尔、巴拉圭、秘鲁等国先后"转左"。到2011年,南美大国中,只有哥伦比亚一国由右翼执政。

但时移势易,2014年委内瑞拉就因经济危机爆发大规模抗议浪潮,去年,执政党失去议会多数;阿根廷右翼候选人马克里上台,智利女总统巴切莱特连任遇阻,秘鲁总统乌马拉、厄瓜多尔总统科雷亚和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任期都将届满,与此同时,右翼候选人都呼声很高,若罗塞夫再被弹劾下台,意味着南美10多年的左转风潮已告结束。

"粉红浪潮"在南美的退却,在民粹式民主盛行的今天不无启示。

第一,经济仍是决定因素。以委内瑞拉和巴西为例,都是以石油和矿产出口在10年前出现了繁荣景象,巴西跻身金砖五国之列,成为全球第六大经济体。但左翼政权未能居安思危、"好天斩埋落雨柴",在荣景下未能趁势推动经济转型,反而迎合民粹,大派福利。结果在油价和矿产价格大跌打击下,经济一蹶不振,失业率高企,再想改弦更张,推动改革,又得罪既得福利受益人,左右不讨好。

二、贪腐文化是社会毒瘤。这一波左翼政权的执政危机或多或少都受贪腐丑闻拖累。在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女儿炫富,已故总统查韦斯养子贩毒;巴西石油公司腐败案愈演愈烈,前总统卢拉已受调查;在阿根廷,前总统基什内尔家族同样牵涉丑闻,更被怀疑谋杀查案的检察官;智利总统巴切莱特儿子、儿媳也被踢爆涉及贪腐案;玻利维亚的正副总统也相继被爆以权谋私。事实证明,面对拉美的贪腐社会文化,左翼并不具备天然免疫力。

三、社会撕裂的恶果。与泰国的情况相类似,南美各国的左翼虽然强大,但一直未能在大都会取得优势,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第二大城市马拉开波等大城市一直是反对派大本营;在厄瓜多尔,首都基多和第一大城市瓜亚基尔也是反对派大本营;在玻利维亚,最主要的圣克鲁斯省长和拉巴斯省长,都是总统莫拉莱斯的敌人;去年上台的阿根廷总统马克里之前是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长;巴西前总统卢拉和现任总统罗塞夫竞选总统时的对手都是最大州圣保罗州长。

转型失败贪腐盛行

民粹至上社会撕裂

这种现象,意味着执政党虽可赢得全国的支持,却在主要大城市赢不了,根本原因是城市里的中产阶级,他们是自由主义的拥护者。而左翼执政者向农村穷人大派福利,损害的正是他们的利益。

四、左翼退潮对中美两国在南美外交的影响。虽然一般而言,向右转有利美国重返南美,同时对中国近年大力拓展与拉丁美洲的关系带来影响。但"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奥巴马总统上月访问"变天"后的阿根廷,是20年来首位到访该国的美国总统,极具象征意义。不过,他此行令人印象最深的除与当地女郎跳双人探戈外,就是为40年前美国支持该国独裁军政府的"肮脏战争"屠杀人民而道歉。事后民调亦显示,有逾43%的阿根廷人对美国印象负面。所以,美国重返南美未必一帆风顺。至于中国,虽与巴西、委内瑞拉等国左翼政权关系密切,政权向右转或会令双边政治关系多少会受到影响,但中国的贷款和投资,未必如传言般烂尾或血本无归。事实上,左翼政权的民粹作风近年令中资在投资限制、贸易保护和劳工权益等方面,亦吃了不少苦头。在商言商,中资或更愿与亲商的右翼政权打交道,何况南美各国现在经济都面临窘况,迫切需要中国的市场与资金,在这方面,双边关系未必会受太多意识形态因素束缚。

注册屡遭拖延 新政团起步难

【明报专讯】多个政治团体近年纷纷成立,包括香港民族党、本土民主前线、香港众志等,香港列阵亦成立在即,惟4个团体至今仍未有一个能成功以其团体名字注册为社团或有限公司。其中,香港民族党、香港众志及香港列阵正申请公司注册,目前仍未获批。

民族党众志列阵 公司注册未批

本土民主前线发言人黄台仰指出,去年3月曾申请注册成社团,但6个月以来仍不停被要求递交资料,书信来往约6次,觉得对方有意留难,于是放弃申请,而今年2月底有意再次申请社团注册,因登记主要业务地址方面难以取得业主同意书而没有实行。

黄台仰:屡被要求交资料 感被留难

公司注册方面,黄台仰指出,去年9月以"本土民主前线有限公司"注册被拒,于是去年10月注册"Chanel i(HK)Limited"有限公司,但未能成功开设银行户口。

香港民族党、香港众志及香港列阵均没申请社团注册,目前3个组织正申请公司注册,但仍未获批。

香港众志副主席黎汶洛指出,今年4月10日申请公司注册,至今1个月仍未批准,认为被拖延,一旦被拒,会要求对方书面解释及上诉。他又指,以公司名义举办活动较为容易,但未来2至3星期会开会讨论会否同时申请社团注册。

黎汶洛:倘申请被拒 拟上诉

此外,将成立的香港列阵的成员透露,约3星期前以英文名申请公司注册,至今仍未获批准,上周四再以另一个名字申请,但具体名字不便公开,以免影响申请,不过,提交字眼已经过熟悉公司注册人士修改,希望注册获批。

香港民族党早前曾以"香港民族党(Hong Kong National Party)"为公司名称注册,该党称,申请被拒后其会计师曾致电公司注册处查询,获告知涉及政治问题,目前正再次申请,其间被要求提供有关业务性质资料,至今被拖延近1个月。

明报记者

江乐士陈文敏:和平主张港独不犯刑事罪

【明报专讯】对于律政司长袁国强指,执法机关正循《公司条例》、《社团条例》、《刑事罪行条例》及其他刑事罪行调查港独问题,前刑事检控专员、资深大律师江乐士认为,若有团体和平提倡领土独立(peaceful advocacy of territory's independence),不会触犯刑事罪行。港大法律学院教授陈文敏亦指,如非以武力鼓吹港独,不会触犯《刑事罪行条例》。但如港独团体未成功注册作社团,即为非法组织,成员会犯刑事罪。

《刑事罪行条例》列明,如有人作出有煽动意图行为是刑事罪行,但条例同时指明,若有关行为是为显示与矫正政府及司法制度等错误,或怂恿市民尝试循合法途径改变香港依法制定事项,不会被视为具有煽动性。

江乐士指,港独主张虽违反《基本法》,但不触犯刑事罪行。他指,本港现时未有颠覆罪(subversion law),而《刑事罪行条例》第9条"煽动意图"不适用于和平提倡独立的团体,因为港人受《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保障言论自由,只要团体倡议通过合法而和平方式独立,未有煽动使用暴力或武力,不会触犯刑事罪。

组织倘未登记成员有被检控风险

他指出,如果提倡港独者意图制造对政权不满,鼓吹使用暴力,怂恿市民不守法,推翻中央或特区政府,便会超越合法政治活动,视乎证据,有机会被刑事检控,"此事过往未曾发生,亦希望永远不会发生"。他又提醒,如果组织未获批准登记为社团,成员有被检控风险。

陈文敏亦指,在人权法保障下,和平主张及学术性讨论港独并不违法,但如涉及实质行动,图以武力夺取政权,才有机会触及刑事罪行,"(条例)唔系�罾�",但如港独团体未成功注册作社团,即为非法组织,成员会犯刑事罪。

资深大律师汤家骅则认为《基本法》23条列明特区政府应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分裂国家与煽动叛乱等行为,如果现有刑事法可检控港独,当年就不用就23条立法。他估计,如港独行为涉及以武力达到目的,或干犯《公安条例》第5条。

大律师陆伟雄则指,公司注册处基本上不会批准政治团体注册,如港独组织在申请公司注册时曾作出不实陈述,如虚报成立公司目的,有机会触犯《公司条例》中虚假陈述,属刑事罪行。


袁国强:执法机关将查港独 4相关条例处理 新政治组织:打压言论自由


【明报专讯】最近多个提倡港独或自决的新政党和选举联盟成立,其中香港民族党早前打着"港独"旗号成立,随即引来中央、特区政府以及建制派群起批评,特区政府多次表示将"依法处理"。律政司长袁国强昨日表示,"港独"是大是大非问题,会很严肃地处理,并首次表明,将采取具体行动,包括交由执法机关调查。他又透露,当局现正循4方面处理"港独"问题,包括《公司条例》、《社团条例》、《刑事罪行条例》及其他刑事罪行。

新兴政治组织如将会公投香港前途问题的"香港众志",其副主席黎汶洛表示,"自决"并非鼓吹港独,强调港独只是其中一个选择,又认为袁国强的说法是政治手段打压。他又指,不担心被检控,相信法庭会平衡言论自由。本土民主前线发言人黄台仰则称,讨论港独并非实质行动,直言"讲都唔得,即是扼杀言论自由",至于当局指从4方面规管,则待政府有具体行动才能回应。香港民族党发声明反驳,指政府自1970年代后从未以《刑事罪行条例》中的叛逆相关罪行提控,若政府以此罪控告该党成员的言论,等于自行将相关罪行送交法庭作违宪审查。民族党表示,"以身试恶法之合宪性,为殖民政权带来宪制危机,乃敝党的荣誉"。至于《公司条例》,声明指民族党绝对合资格申请成为公司,若注册被拒绝等同政府非法打压香港营商自由,破坏香港核心价值。

香港民族党:以身试恶法乃荣誉

北京官方《人民日报》海外版昨刊登一篇题为"和理非"的文章,当中提到香港某些极端政党正升级抗争手段,甚至提出武装起义 ,宣扬"港独"主张,认为"事到如今,特区政府不能再姑息"。文章又引述法律界人士指,"港独"分子组党已构成实质行动,触犯《刑事罪行条例》中,涉及煽动、颠覆等罪行,但香港特区政府从未引用,香港律政司需要考虑是否对"港独"分子采取法律行动。文章刊出后,港府及多名政界人士昨日也提到"鼓吹港独"的跟进。

《人民日报》海外版昨刊文批港独

行政会议成员、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郑耀棠昨晨敦促律政司,研究就港独言论及组党提出检控。郑耀棠表示,港独问题并非纯粹言论自由或学术自由,"如果只是说都无妨,当你有具体行动,已经组党……已是进行分裂国家的行动"。他认为,政府或律政司现在应着手研究,不可姑息"港独"问题,"政府必须要做,也是一定要做的"。至于是否需要重提基本法23条立法,郑耀棠形容"远水不能救近火",重申政府要研究现行法律有何法例可以处理相关问题。

律政司长袁国强昨午活动后开腔指,港独违反《基本法》,属大是大非的问题,律政司会严肃处理,包括交由执法机关调查,有调查报告后会采取行动。他又透露,当局正循4方面考虑港独问题,包括《公司条例》、《社团条例》、《刑事罪行条例》及其他刑事罪行,但没有回应传媒追问,只称现阶段只能透露这么多。

林郑:社会不应花时间讨论港独

政务司长林郑月娥昨在另一场合亦表示,任何鼓吹港独行为是违法,律政司必定依法处理,但她认为"港独"议题根本不应在社会上花时间讨论,否则只会导致无谓的争拗,和分化了做正经事的精力。

林焕光:是否犯法需据法律判断

对于港独有否触犯法律,行政会议召集人林焕光昨回应指出,应由相关部门因应特定行动判断,"香港是真正法治社会,言论是否一定构成犯罪行为,需要根据法律判断,不是某人说犯法就犯法,不需要讨论这些伪讨论"。林重申,相信懂得思考的香港人,都知道"港独"不是一个选择和出路,认为目前应先处理好内部矛盾,尤其是与年轻人沟通。

明报记者

2016年4月22日星期五

英媒:中国人遭受微信疲劳 每天都被垃圾信息绑架

资料图:微信 (图片来源于路透社)

资料图:微信 (图片来源于路透社)

原标题:英媒称中国人遭受"微信疲劳":每天都被垃圾信息绑架

参考消息网4月23日报道 英媒称,作为中国最有人气的聊天软件,微信打败了阿里巴巴的来往以及脸书的WhatsApp等敌手的挑战。不过眼下,一些微信用户――甚至连微信之父――都表示,微信目前正面临一个严重威胁:垃圾信息。

据英国《金融时报》网站4月17日报道,WeChat,又名"微信",于2011年问世。对于中国5.25亿庞大的智能手机用户群体来说,微信几乎成为了移动互联网的代名词。这种令人上瘾的网上聊天方式还因其极简主义设计而赢得了国际赞誉。

报道称,说微信在中国人生活中无处不在一点都不夸张――这个软件集电话、短信、视频、电商平台和游戏机为一体,还能用来点菜送餐。对于一个狂热拥趸智能手机的国度来说,微信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很多人就是通过微信"扫码"来结缘的。

不过,高人气也是有代价的:微信用户说,他们被短信、卡通礼物以及广告弄得不堪重负。

谢煌煌(音)在他的微博上写道,他很迟疑要不要开通微信账户,因为一旦开通,他的手机就会被微信信息轰炸。"过去对微信感兴趣,是因为我觉得微信是信息爆炸时代的一片难得的净土。但现在,它已经变得支离破碎,让人无所适从,而且没什么用了。"

1月份,中国的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发表了一篇名为《微信疲劳》的社论文章,称每天刷微信次数超过30次的用户约占总体的1/4。文章说:"我们已经被微信中的垃圾信息绑架了。"

"每天,我们都被各种嘈杂的微信群以及朋友和家人所发的无数朋友圈信息包围,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已经成为了我们每日生活的必需品。没人喜欢被微信绑架,但每个人都有无法舍弃微信的缘由。"

报道称,微信对于腾讯公司的未来而言至关重要。腾讯是中国最具价值的互联网公司,市值总额1850亿美元。腾讯将商业模式的宝压在了这款明星平台的成功上。

腾讯的绝大多数财富来自游戏,不过它也通过网络视频、打车以及送餐等服务获利。腾讯希望能够利用微信这一平台,让用户能够通过微信使用这些服务――如今这些服务都已在微信开通可供使用,这很像软件中的软件。腾讯希望,有朝一日微信平台能够囊括所有一切服务,而人们也就无需再去使用任何对手软件了。

腾讯表示,去年,微信活跃账户的数量上升了39%,达6.97亿。虽说微信的用户基础还在不断扩大,但对于微信来说,鉴于之前不容乐观的案例,垃圾信息问题还是不可忽视的。

例如,微博这个中国版的推特曾经是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但大量引入广告之后,微博便将社交软件第一名的皇冠拱手让给了微信。

"微博在2011年达到了巅峰,它变得太过商业化,每个人都在敲锣打鼓地聒噪着吸引注意力,它的市场营销做的实在太过了,"广州互联网咨询公司艾媒咨询(iMedia)首席执行官张毅说,"我觉得微信马上也将面临同样的问题。"

报道称,从2015年开始,微信小心谨慎地引入了广告,到目前为止,微信尚未对用户进行大规模的广告轰炸。

这其中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隐遁的微信之父张小龙。在中国网民的心中,张小龙绝对是一个受人顶礼膜拜的传奇偶像。北京的技术博主宗宁说:"张小龙就是一个有洁癖的产品经理,他想让微信远离商业世界的铜臭。"

张小龙鲜有公开露面。不过在今年1月份,他却出人意料地出现在了播客中。面对各位在线听众,张小龙说:"问题不在于我们还能做什么,而是我们能够屏蔽多少东西……其实是需要做很多事情才能让微信里面的内容非常干净。"

报道称,在他的播客出现的同一周,微信便开始对垃圾信息进行清理,删除或是停止了用垃圾信息轰炸用户的微信账号。

至于广告,"好的商业化做法不会骚扰用户,只会针对目标客户,"张小龙说,"我们不希望用户要面对永远也处理不完的没完没了的信息。"

观察者表示,微信正面临通过增加广告和扩展功能来实现盈利的压力,此时张小龙的这番话似乎不仅是在向公众传达信息,也是在向腾讯的管理层喊话。

宗宁说:"微信正处于一个艰难时刻,它要找到一条折中之路,在货币化和达到张小龙要求之间找寻一种平衡。"

不出所料,就在上个月的盈利电话会议上,投资银行分析师向腾讯管理人员抛出了关于微信盈利计划的问题。"我们都迫切的想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开始摇晃这颗摇钱树,"北京迈博瑞咨询有限公司的马克・纳特金说。

腾讯公司执行董事刘炽平则抵住了来自分析师的压力:"我想说,(微信)是一个充满了显著长期机遇的广告形式,一个广告平台。但它也是用户的一个重要的交流工具。因此我们想要慢慢来,把它做好。"

腾讯对分析者说,微信24小时内只会引入一个广告,不过用户则表示他们每天会看到两三个这样的广告。

腾讯宣称,腾讯的网络广告收入年度同比增长了118%,部分来源于新加广告。尽管如此,微信新引入的广告并没有影响它的受欢迎度――2015年第四季度,活跃的微信账户数量比上一年暴增了37%。

不过有分析者称,在引入广告方面,腾讯须小心谨慎,不要杀鸡取卵。宗宁说:"在腾讯的总价值中,约有400亿美元都是微信所带来的,因此微信必须不能辜负投资者的期望。"(编译/文怡)

陆查获非洲乌干达5.9亿诈骗案 主嫌是台湾人

大陆央视新闻报导,大陆贵州省公安部门,今天宣布抓获一起电信诈骗案,涉案金额高达人民币1.17亿元(约新台币5.9亿元),主要嫌犯又皆为台湾人,且部分犯罪地点,窝藏在非洲的乌干达境内。共有62人被大陆警方抓获。

根据大陆央视新闻今天上午的最新报导,大陆贵州省公安厅今天公布一起特大型的电信诈骗案,涉案金额达人民币1.17亿元。大陆警方追踪到,该诈骗集团的电话话务工作地点,位于乌干达境内,主要领导层均为台湾人。

报导还说,大陆官方经过长达四个月的追查,一共62名嫌犯被警方抓获。此案还涉及大陆全国26个省市,高达的180余起电信诈骗案,同时被大陆警方宣告侦破。

根据大陆央视新闻今天上午的最新报导,大陆贵州省公安厅今天公布一起特大型的电信诈骗案,涉案金额达人民币1.17亿元。照片撷取自央视新闻官方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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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大陆央视新闻今天上午的最新报导,大陆贵州省公安厅今天公布一起特大型的电信诈骗案,涉案金额达人民币1.17亿元。照片撷取自央视新闻官方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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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大陆央视新闻今天上午的最新报导,大陆贵州省公安厅今天公布一起特大型的电信诈骗案,涉案金额达人民币1.17亿元。照片撷取自央视新闻官方微博。

林毅夫对,还是孙哲对?

对于中国该如何发展,我最近看到两个截然相反的观点,一个是林毅夫不久前提出的,一个是孙哲提出的。

林毅夫说:"以前我们老是跟着发达国家跑,看发达国家有什么,我们也要有什么,发达国家什么做得好,我们也要按发达国家的那样去做。我认为发展中国家必须改变这种思路。要看自己有什么、什么能够做好,再把这些能做好的做大做强。具体来说,发展中国家有什么,就是当前的要素禀赋;能做好什么,就是在竞争的市场中根据要素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

孙哲说:"中国要发展,毕竟是需要向美国学习的,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它的"多面性"、"流变性"和"先发经验"尤其值得我们借鉴,"举个例子,就像跑马拉松障碍赛一样,美国在领跑。中国要紧跟其后,看到它选择了正确的道路就毫不犹豫跟上去,看到它摔倒了就要避开,不要让同样问题绊倒自己。但是现在中国存在一种明明摸到了石头、知道美国是西方文明代表就是不肯过河、不肯与美国过多合作的现象。"

这两个人我都认识,对他们个人,我都没有成见。林毅夫研究经济,是个相对更内敛儒雅东方的学者,而孙哲研究政治,是相对更open进取西化的学者。这两个人都有游学美国的经历,都很有知识,有见识,有自己对学术和东西方社会的坚定看法。

两个人的经历也很有意思。林毅夫是1979年从金门背着俩篮球跳海游到大陆,在台湾迄今仍是官方在案叛逃人员。他后来一直在北京大学从事学术研究,08年被时任世行行长佐可利宣布任命为副行长和首席经济学家,任职到期后又回归北大研究经济。现在是中国官方非常信重的相对独立的经济学家,经常出席中共高层组织的经济研讨会,意见很受重视。

孙哲是北京人,在上海复旦大学读书,毕业后就在上海复旦大学研究美国问题,后为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和清华大学中美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最近据说他又回到他曾读硕、博的哥伦比亚大学,担任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研究员、中国项目联席主任。

林毅夫是典型的特色论,后发优势的代表人物,以中国为主体谈,认为中国必须建立在自己的要素禀赋基础上,走自己的道路,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可以作为参考,但是不能盲从。孙哲则深受普世价值影响,先发经验的推崇者,是以西方发达国家的代表美国为主体来谈,认为中国只要跟在美国后面,走美国走过的道路,避免犯美国犯过的错误即可。

这两人截然不同的性格特质和学研经历,集中浓缩在上面两段话上,形成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所以这俩人现在,一个人回到北大从事研究,一个人则到哥大从事研究,还真是都走了适合自己的人生道路。

如果用中共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审视,这两种学术观点,其实就是政治路线分歧。不过幸亏这俩人研究的不是同一个领域,也都不在中南海内搞政治,现在也已经不是文革时期。不然的话,学术研究可以上岗上线,不搞个你死我活,恐怕是不会罢休。

我个人对这两种观点都有研究。但为了避免主观看法,弄清楚这俩人到底谁说的更有道理,我把这两段话颉取后,让朋友们发表看法。结果大家普遍认为林毅夫说的更有道理,孙哲的观点,仅得到少数几个自由派学者附和。

认为孙哲错误、林毅夫更有道理的,即有长期研究历史和政治问题的专家学者,也有经济领域的学者。甚至包括两位美国智库学者,一位台湾本土的资深媒体人,也都对孙哲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中国发展必须建立在自己的历史文化和现实基础上,应该走适合自己的模式。

他们也给出的原因:研究历史的说,中西方社会具有完全不同的历史文明底层,中国是黄河流域历史文明底层,美国是地中海历史文明底层。这两种不同的历史文明,繁衍出欧美文化和中华文化,就好像不同的土壤构成,南橘北枳,道路选择当然不能脱离这个历史文明底层。

学政治的说,中国两千多年以来都是中央集权的威权型国家体制,继承的是外儒内法的政治文化。美国虽然只有两百多年历史,但其继承的是古希腊罗马的民主城邦制文化。这些政治文化经过数千年侵染,已经深入内化为不同的民族文化。中国的制度模式是由中国的政治文化内生;美国的制度模式,是由美国的政治文化内生。因为此,中国当然不能照抄西方。

学经济的说,中西方处于完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具有差别巨大的要素禀赋,支撑国家的经济理论也不一样。中国的经济理论底层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美国等经济理论底层是亚当.斯密等的自由市场经济学。这两个理论体系,虽然有部分理论和事务的交叉重叠,但其理论构成,具有完全不同的逻辑架构。中国的经济发展,当然要建立在自己的经济理论基础、发展阶段和要素禀赋上,否则就不仅会基础扭曲,还会水土不服,甚至拔苗助长。

有意思的是两位美国的智库学者,他们也都更认同林毅夫的说法,对孙哲对美国的赞誉之词提出了怀疑。这两位经常到中国参加学术研讨交流的学者认为,如果说"多面性"和"流变性",他们认为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后,更具有"多面性"和"流变性"特征。而且中国的"多面"和"流变"还具有动态可塑性,美国的"多面"和"流变"已经出现了结构性固化,凸显为日渐明显的美国政治和经济社会矛盾。他们也认为,美国的"先发经验"只能供中国参考,而不具有"示范标杆效应",中国发展,还是应该走更适合自己的道路。这两位美国智库学者甚至认为孙哲不仅不懂中国,也不懂美国,不仅不懂美国的历史,也不懂美国的现实。

台湾的那位资深媒体人则是从台湾遇到的社会转型困境,以及中美的战略博弈入手。这位媒体人经历过两蒋的威权社会,他当然更习惯于今天的民主政治。但另一方面,他对台湾冗长的民主转型过程,和在这个过程中所出现的脱离了民主政治本质的东西,比如社会撕裂、政治恶斗、民粹泛滥、经济停滞等也深感痛心。

他说中国社会即便向民主转型,也不能像孙哲说的那样就采取简单的"跟随战略",而是要保持足够的政治主动性和社会控制能力,要循序渐进。如果像台湾这样贸然走上另一条道路,以大陆庞大的人口基数和社会多样性撕裂,必然会陷入比台湾更严重的灾难性民主陷阱。而且,他进一步说,从中美博弈的视角看,即便是中国想采取紧跟美国的"跟随战略",美国也不见得就让你跟随。美国的核心利益是保持全球范围的排他性影响力,他怎么可能让中国一路跟随他成为另一个超级大国呢?

各位牛粉怎么看林毅夫和孙哲的不同?你们认为哪个说的更有道理?

社评:新鲜政治词汇充斥 真实含义须讲清楚

【明报专讯】近期,除了港独之外,自治、自立、自决、自决权等词汇,充斥政坛,提出这类政治主张的人,都说无关港独,例如,前日部分学界和政界人士联署的《香港前途决议文》,就摆出一副在体制内操作、目的在争取自决权以所谓"内部自决"的主张理念,以示他们并非推动港独。在香港这个时空提出这些词汇,并非单纯学术讨论,而是涉及政治诉求以至实际政治操作,政客和政团意图藉此吸纳支持,夺取权力;由于这些主张会改变香港与内地的关系,甚至改变香港的政治地位,其内涵实质究是如何,有关人士不能含糊其词,必须清晰准确地向公众解释,让市民在知情下作出选择,而非把糊里糊涂的市民绑上战车,与香港一起付出沉重代价。

未与港独切割

提主张惹质疑

香港宪制在国家体制内有清晰规定,包括按宪法规定而成立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可以实施不同制度,然后按《基本法》规定,实施"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要承认一个现实,就是回归19年以来,关于"一国两制"的实践,北京和部分港人都不满,北京的不满在国务院发表的白皮书显露出来,强调"一国"和"中央拥有全面管治权";部分港人则认为北京压缩"两制",高度自治受到压制和冲击。2014年政改告吹之后,部分港人认为民主回归之路走到尽头,必须跳出原来框架,提出新论述、新政治主张和新争取手法等,认为这样才有可能保持香港与中国内地的不同,于是自治、自立、自决、自决权等主张,陆续抛出,提出的人认为这是香港前途应走的路。

占领运动之后最极端激进的港独思潮,泛民政界人士大多不敢苟同,不过,却鲜有与港独划清界线,反而把出现港独思潮的责任,推给北京、特首和特区政府,这种对港独的暧昧取态,客观上已经起到姑息甚至包庇效果。在这种背景下,他们其中一些人或政团,提出自治、自立、自决、自决权等主张,声称并非港独,不过,这些词汇的政治意涵是什么,实行自治、自立与拥有自决权之后,意味着什么,他们含糊其词。我们认为兹事体大,必须讲清楚。

以《香港前途决议文》为例,联署人士是否不介意人们联想到独立?值得提出来讨论。下月将在台湾第二度执政的民进党,其台独政党属性,不会有异议,1999年5月,民进党在党大会通过《台湾前途决议文》,最主要一条是任何有关台湾现状的更动,"必须经由台湾全体住民以公民投票的方式决定",全民自决就是民进党要把台湾维持变相独立然后推向法理独立的手段。北京对台独敏感,人尽皆知,根据政制及内地事务局长谭志源在北京说,北京官员对港独趋势,十分关注,若说《香港前途决议文》无关港独,则其形式仿效《台湾前途决议文》,是东施效颦抑或狗尾续貂?究其内涵,实现人民自决权,"由香港人民自由决定香港的政治地位"、"2047年后香港的政治地位,必须经由香港人民透过有充分民主授权、以及有约束力的机制,自行决定",这种表述,与民进党的台湾前途由台湾"全体住民以公民投票方式决定",有什么不同?

关乎宪制兹事体大

应让市民知情选择

可以说,从形式到实质内涵,《香港前途决议文》与《台湾前途决议文》都让人多所联想,有关人士彷佛并不介意,不过,主观上参与联署人士可以一厢情愿,但是决议文提出的主张,若说无关港独,那么当一个"独特的政治社群"已经形成,实现了自治权,然后由香港人民透过有充分授权以及有约束力的机制,自行决定香港的政治地位,则经过这种主体和全民完成法定程序的所谓"内部自决",是什么东西?香港在国家的宪制地位有没有改变?这是有关人士要交代的问题。

目前,政坛充斥着的自治、自立、自决、自决权、内部自决等论述和主张,既然提出来的人表明无关港独,只能疑中留情,不过,有关人士必须清晰准确地定义这些主张的含义,设若提出来的定义,确实与港独无关,则他们可免却"明独"、"暗独"的质疑;另外,这些主张已经发展为政治操作工具,例如有政团表明立法会选举将提出自决诉求、自决云云,只涉及立法会议员是否同意拨款兴建高铁,抑或可关乎香港政治地位的改变,有关政治人物和政团有责任讲清楚,让市民在知情下作出选择。有关香港前途问题,不应该是玩泥沙的白丁愚昧,也不应该以含混不清欺骗取市民的老谋深算。这几年,泛民阵营经常揶揄"语言伪术",现在坊间充斥的新鲜政治词汇,是无法遮掩的、赤裸裸的"语言伪术",有信誉的人,勿掉入诚信破产的窠臼。

高健:从万达商业私有化说起

【明报专讯】3月30日,万达商业(3699)公告称,控股股东万达集团正初步考虑就H股进行一项自愿全面收购要约。如经落实,万达商业将私有化并除牌。如果进行自愿全面收购要约,要约价将不低于每股48港元。48元恰是一年多前,万达商业在港上市时的发行价。

万达之所以选择退市并策划回归A股,首当其冲的理由便是其股价表现不佳。从估值水平看,集团提出的48港元要约收购底价,仅对应万达商业2015年6倍市盈率。相比之下,A股房地产板块逾20倍的平均市盈率,如梦幻般美丽。

王健林的大手笔自然引来纷纷议论:香港市场被边缘化,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不再。

客观而言,万达选择私有化,顶多说明"香港市场投资者不看好中国内地商业地产及其代表公司",实在难以用该个案得出"香港金融市场地位动摇"之类的结论。如果这个逻辑推理能够成立,那么近年来多只中国概念股私有化,从美国纳斯达克除牌,就说明美股被资金抛弃、纳斯达克地位下滑?听上去是何等荒谬。

事实的另一侧面

不妨再来看另外一组数据。去年,港交所IPO(首次公开募股)融资额冠居全球,达2631亿港元,按年增长13%;新上市公司家数达138家,亦创历史新高。在全球资本市场普遍低迷的背景下,港交所的数据让人不禁惊讶于其超强的融资能力。

若细看,却能发现事实的另一侧面。根据德勤的数据,去年共有9宗募资超过10亿美元的超大型IPO,融资额约占主板全年融资总额的64%,且均来自内地。今年以来,依旧是内地公司挑起融资大梁。

尴尬的是,近来在港IPO的内地公司,并没得到海外投资者足够关注,香港公开发售部分多未能获足额认购,且国际配售部分亦多由内地机构充当基石投资者。以初上市的浙商银行为例,超百亿港元的募资额确实亮眼,惟5位基石投资者均来自内地,分别是:"蚂蚁金服"旗下Alipay(Hong Kong)Investment、浙江省海港集团、兖州国际、领雁基金以及申万宏源。

究其原因,并不是香港被国际资金抛弃,而是人民币相关资产遭遇冷落。宏观经济走势不明、人民币贬值预期仍在、金融体系风险不断暴露……面对重重阴霾,极小部分进入内地的资金选择了撤离或观望,但绝大多数被挡在门外的海外投资者,在港间接做空成了他们的最佳选择,连番激战便留下一地哀鸿,可怜恒指遭遇重挫。

诚然,内地股市的高估值,主要得益于目前基本封闭的状态,大体上就是自己人在"玩煮饭仔"。与其感慨香港的没落,倒不如好好盘算一下,真等到人民币自由兑换、内地金融市场全面开放,A股又会是何等景象,地产股20倍的PE(市盈率)怕只是传说了。

作者是内地资深传媒人

陆昊的“60后”新副手啥来头?

4月21日,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发布任免名单,决定任命李海涛为黑龙江省政府副省长,黑龙江省政府领导班子恢复"1正7副"架构。"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发现,黑龙江省长陆昊的这位"新副手",是省政府领导班子中的第5名"60后",现年52岁。

今年1月19日,年满60岁的女性省部级官员于莎燕,被免去黑龙江省副省长职务。黑龙江省政府领导班子变为"1正6副"架构。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4月21日,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发布任免名单,决定任命李海涛为黑龙江省政府副省长,黑龙江省政府领导班子恢复"1正7副"架构。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发现,黑龙江省长陆昊的这位新副手李海涛,是黑龙江省政府领导班子中的第5名"60后",生于1963年9月,现年52岁。

公开履历显示,李海涛长期在黑龙江经贸系统任职,熟悉宏观经济、对俄贸易等工作,"对于现在的黑龙江经济形势来说,他(李海涛)的工作积累和经验都很契合",黑龙江省金融系统一名处级官员对"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说。

黑龙江省经贸委老资格副主任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3月22日发表的《黑龙江省长陆昊的难题和出路》一文分析过,当前,黑龙江省政府面临双重转型之困――传统能源企业的转型和黑龙江经济的转型。上月爆发的龙煤集团欠薪事件,就已透视出黑龙江双重转型的难度和压力。

黑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陆昊

应对双重转型,陆昊开出了多个"药方",其中之一是"推进以对俄合作为重点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构建'中蒙俄经济走廊'黑龙江陆海丝绸之路经济带"。

去年7月,《"中蒙俄经济走廊"黑龙江陆海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规划》出台后,黑龙江省委党校曾举办龙江陆海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专题培训班,要求全省县(市、区)委书记、省直有关成员单位负责人参训,学员总数达200多人。"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给这200多名学员做首场专题辅导报告的,就是时任黑龙江省委常委、秘书长的李海涛。

李海涛是黑龙江巴彦人,仕途履历从未离开黑龙江。1984年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毕业后,在黑龙江省计委国土办工作6年,随后在黑龙江经委工作了2年。机构改革撤销经委组建经贸委之后,他进入黑龙江省经贸委,干了12年,从主任科员做起,逐步升至黑龙江省经贸委副主任,期间还曾担任黑龙江省经贸委扭亏增盈办主任。

在黑龙江省经贸委副主任任上,李海涛工作了4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各省的计委、经委、经贸委,都是当地开放搞活的主责部门。黑龙江自1990年开始,每年都会举行哈洽会(现在的中国―俄罗斯博览会),黑龙江省经贸委是具体负责哈洽会的部门之一。

上述仕途履历表明,李海涛熟悉宏观经济领域和对俄贸易的工作,还有国企扭亏增盈的经验。

2016年4月21日星期四

红旗-9/海红旗-9防空导弹

在2000年代,中国首次推出的052C导弹驱逐舰被认为是这个时期中国海军装备更新的代表性成果。052C的核心装备,就是舰上的346有源相控阵雷达系统以及配套的垂直发射海红旗-9(HHQ-9)防空导弹系统,使052C成为中国第一种具备类似美国神盾、具备远程抗饱和攻击能力的高性能防空作战舰艇。
海红旗-9是中国耗费20年开发的陆基红旗-9的舰载版。早先 外界普遍认为红旗-9是俄罗斯S-300防空导弹的仿制版,然而实际上红旗-9早在1980年代就开始发展,虽然中国在1990年代引进S-300后 的确有进行详细研究,并据此大幅修改红旗-9的设计与性能指标,然而红旗-9并不完全等于S-300的复刻,且双方的导引机制并不相同(见下文)。
早期认为红旗-9的导引方式 是与俄罗斯S-300相同的中途惯性/指挥与TVM(Track-via-Missile);在TVM机制下,发射单位的射控雷达轮流照射每个选定接战的目标,导弹前方的寻标器接收雷达回波后,将参数回传给发射单位, 发射单位的射控电脑比对目标回波以及防空导弹寻标器接收的回波求得目标和导弹相对运动资讯,计算出飞航指令再上链传给导弹来修正弹道,直到命中目标 。 TVM机制是早年计算机技术不够进步、无法在导弹内安装精密自动驾驶仪时代下,为了提高多目标接战能力并确保电子反反制能力而发展的技术,射控雷达以轮流照射方式同时追踪多个目标,并透过防空 导弹寻标器接收目标的雷达回波来比对目标和导弹相对运动资讯,进而产生修正指令并上传给导弹,一具射控雷达就能同时兼顾好几个目标(传统半主动雷达照射则需全程导引一枚 导弹直到命中目标)。不过实际上,红旗-9从立项之初,就使用中途无线电指令导引+终端主动雷达导引的模式,始终没有改变。
 
红旗-9的起源/研制过程
在1970年代末期,中国开始研制代替苏联SA-2(中国版为红旗-2)的第二代远程防空飞弹,贵州航天系统与上海航天系统(八院)分别进行此一计划,两者的代号都是红旗-5。其中,贵州航天版红旗-5着重于高空性能,适合对抗高空高速的轰炸机,但导弹较大,机动性差;上海航天版红旗-5着重于中/低空层的拦截,机动性较高,更适合拦截一般战术飞机和巡航导弹,但由于体积、筹载较小,杀伤斜距略显不足。这种发展分工和先前苏联的S-200(北约代号SA-5)与S-125(北约代号SA-3)相近,但当时中国科研体系没有足够的力量同时支持两个高技术指标的项目。
上海航天系统在1980年代初期发展的红旗-5防空导弹系统的相控阵雷达。
上海航天系统的红旗-5防空导弹系统的辅助雷达。
上海航天系统的红旗-5防空导弹系统的发射车

 
到了1980年代初,中国决定将贵州航天与上海航天同时进行的红旗-5项目合并。原本两者互有出入的技术指标也予以合一。苏联发展接替S-200与S-125的S-300(北约代号SA-10)时,也结合了原本S-200与S-125所长的性能区间。整并后的新红旗-5由1980年搬迁回北京的八机部二院(后成为航天科工二院)继续研制。在1985年空军装备会议之后,决定新红旗-5计划名为“九号工程”,型号改为红旗-9(总装备部型号序列为K/ADK-9),由二院负责抓总。在当时,“九号工程”与同期中国航空工业的“十号工程”(歼-10战斗机)以及由空导院的“八号工程”(即霹雳-8空对空导弹)并称为中国空军最重要的三大项目。红旗-9一开始就打算使用技术难度较大、成本较高的终端主动雷达制导模式,而不是美国爱国者、苏联S-300的TVM,或者美国海军标准SM-2的终端半主动雷达制导;这是因为1980年代中国面临来自北方的苏联强大空中威胁,希望远程防空导弹具有最好的同时多目标接战能力。

红旗-9研制开始之后,很快就遇到大量难以克服的工程挑战,这是因为先前中国并没有真正研制成功过
第二代的远程防空导弹,缺乏许多相关领域的技术储备与工程累积。以歼-10战机为例,中国先前曾
研制歼-7/8等第二代战斗机,在中途取消的歼-9项目中也已经做了不少预研工作;而霹雳-8空对空导弹
先前也有仿制美国响尾蛇(霹雳-5)与仿制法国魔术(霹雳-7)等空对空导弹等基础。而在远程地对空导弹方面,中国本身没有第二代地空导弹的基础(上一代中国拥有完整研制经验的远程地对空导弹,是仿自SA-2的第一代地空导弹红旗-2);先前中国从苏联或其他华约国家取得的SA-6防空导弹技术上并不适合作为远程防空导弹的基础,在1980年代虽从特殊管道(可能是以色列)取得美国爱国者防空导弹样品(没有其他技术资料),但由于其中相关技术工艺超出中国现有工业水平太多而难以消化仿制。

在1994年9月,红旗-9大幅改动了设计指标,此一项目代号为“9409工程”,是中共中央军委规划的反导作战体系的一环。红旗-9这刺指标更动除了维持远程多目标防空作战能力之外,还增加有限的反弹道导弹能力;这次指标改变显然是受到波湾战争中美军以爱国者导弹拦截伊拉克飞毛腿战术导弹 的影响,加上仔细研究由俄罗斯引进的S-300PMU防空导弹系统的借镜。
在1990年代末期公布的FT-2000长程反辐射防空导弹的四联装发射车,实际上是利用
尚未发展成熟的红旗-9防空导弹方案修改而成。由于此种武器实用性不高,最后没有获得订单。
FT-2000在外销广告上的画面,可以看到弹体除了四面较大的控制面外,中部还有四个
低展弦比的条状安定面。采用四个安定面是为了增加导弹升力达到额定射程,
但也会使阻力增大;这显然是使用的固态火箭发动机能量密度不足的结果,
迫使设计单位使用额外的安定面来制造升力。最后定型量产的红旗/海红旗-9就取消了
这组安定面,只有弹尾的十字形控制面。
值得一提的是,在1998年深圳珠海航天展中首度公开的FT-2000反辐射地空导弹(在当时被宣传为世界上第一种“纯反辐射防空导弹”),其设计与红旗-9就有很深的关连,可以一窥1990年代仍在不断研究改进中的红旗-9的技术状态。FT-2000的尺寸和先前上海航天系统的红旗-5以及红旗-9完全相同,弹长6.8m,弹体直径0.47m,射程12~100km,射高3~12km,寻标器工作接收范围2~18GHz,弹体重量约1300kg,采用垂直发射。FT-2000的气动力布局包含中部四组长条形小展弦比安定面(主要用于提供升力),加上一组十字形尾部控制面。此时FT-2000的构型是以红旗-9的早期方案修改而来,足以反应当时红旗-9许多技术性能落后于同时期美国与俄罗斯水平。首先,爱国者、S-300为了追求高速,除了弹尾控制面之外就没有其他弹翼;而当时中国的固态火箭发动机技术较差,只能透过增加弹翼提供额外升力的方式来达到预定射程,而增加弹翼就会导致阻力增大,使导弹飞行速率变慢。此外,FT-2000的一些性能指标明显落伍,包括过大的最小射程(12km)以及最小拦截高度(3000m),采用简单的单级固态火箭,而且发动机喷嘴燃气舵的设计过于简陋(不如俄罗斯S-300PMU),难以提高导弹性能,而采用纯粹接收敌方雷达波归向的反辐射制导也说明当时红旗-9的主动雷达寻标器尚未发展成熟。后来用途过于单一的FT-2000反辐射地空导弹并没有获得任何国内外客户,随后换装工作距离更长的冲压发动机,成为专用于敌方攻击预警机、电子战飞机的红旗-8远程防空导弹。
俄罗斯S-300PMU1防空导弹的发射车与雷达组。
在1990年代由于苏联解体,中国与俄罗斯关系解冻,经济崩溃的俄罗斯为了求取现金而向中国提供许多较先进的军事装备与技术支援,也包括了S-300 PMU/PMU1防空导弹系统(1992年起引进,尔后中国透过逆向工程,推出了S-300的国产化版本,称为红旗-15)。S-300系列的引进不仅直接舒缓中国本土防空的巨大需求,为红旗-9赢得更多研发完善的时间,红旗-9的研制单位更对S-300系统的5V55R导弹进行详细研究,进而对红旗-9进行多项重大设计改进。 而这也显示中国高层对红旗-9项目的重视,即便引进了S-300,仍没有影响同级的红旗-9的发展作业。
在2005年,红旗-9完成设计定型,2006年正式服役列装。在2005年,红旗-9完成设计定型,2006年正式服役列装部队,并在2007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相较于原本FT-2000,最终的红旗-9采用与爱国者、S-300类似的气动力构型,只有四个弹尾控制面而取消中部弹翼,燃气舵设计也经过改进。红旗-9的外销型号为FD-2000。 红旗-9是中国军工界第一种达到同时期世界先进水平的防空导弹。
海红旗-9的起源/研制过程

海红旗-9与陆基的红旗-9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早在1980年代原本上海航天八院发展的红旗-5项目被合并下马之后,中国海军就选择航天八院的红旗-5为基础,发展新一代舰载区域防空导弹。当时中国海军在研制使用燃气涡轮的052导弹驱逐舰,分为052 I对海型以及052 II防空型,其中052 II打算配备包括相控阵雷达与垂直发射的区域防空导弹系统;因此52 II让上海航天的红旗-5一度绝处逢生。为了配合中国海军对武器系统的序列号,此种导弹被重新赋予红旗-65的编号,其射程要求为50km,采用主动雷达制导。依照早期052 II的模型照片,红旗-65的垂直发射器(16管)安装在舰首100mm主炮后方。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西方对中国实施军事禁运制裁,使得052驱逐舰需要的燃气涡轮等外来关键技术断炊,052 II遂遭到取消,052I/II合并为052型(规格以052 I为基础),只建造两艘(在西方禁运前,只从美方获得四具LM-2500燃气涡轮,可建造两艘)。
随着052 II取消,红旗-65也转为技术储备,然而配套的垂直发射系统和有源相控阵雷达等项目仍在继续预研,成为日后中国新一代导弹驱护舰的重要技术基础。在前述“9409工程”(包含红旗-9)确定之后,中国海军确认以红旗-9衍生出舰载区域防空导弹系统,成为海红旗-9(总装备部型号序列为H/AJK-9),也是由 研制红旗-9的北京航天二院总抓;而配套的相控阵雷达方面,航天二院自行提出了C波段相控阵,然而南京电子14所也提出S波段有源相控阵来竞争;经过多年的评估之后,确定采用南京14所提出的S波段有源相控阵(因为南京14所研制有源相控阵的经验较丰富,且其S波段相控阵的整体技术较为先进前瞻,整体性能较为全面且合理),成为346型有源相控阵。由于有源相控阵雷达与垂直发射系统的 预研在这段期间都在进行,因此海红旗-9系统研制进度很快,在1990年代后期完成了陆上冷弹射试验,在1999年底于新服役的试验970舰上首次完成遥测弹试射。在2002年4月,配套海红旗-9的346型相控阵雷达在试验970舰上完成安装调试,随即展开海红旗-9导弹和雷达系统的舰上匹配联调。海红旗-9在三年多的试射之后定型。随着头两艘052C(170与171)进入中国海军服役,服役时间甚至稍早于红旗-9。
由于装备346相控阵与海红旗-9的052C“中华神盾舰”颇受瞩目,海红旗-9在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周年阅兵之前,在媒体上受关注程度比陆基的红旗-9还要高。相较于专门负责中/高空层拦截的陆基的红旗-9,海红旗-9由于安装在船舰上,必须独力对抗空层与类型更广泛的各式空中威胁,整个系统(含346型相控阵雷达)对于抵抗来自四面八方的饱和攻击的要求也更为严格。
 
海红旗-9:H/AJK03舰载垂直发射系统
052C舰首的HHQ-9防空导弹的H/AJK03垂直发射单元 ,中间是再装填用的起重臂。
(上与下)一组052C发射海红旗-9的连续镜头。
 
海红旗-9的垂直发射装置型号为H/AJK03,这是中国最早实用化的舰载垂直发射器。早在1983年,中国就开始进行舰载垂直发射系统的早期相关研究,但由于经费困难等因素,研究工作到1985年就大致停顿;在1986年,舰载导弹垂直发射技术被列入“七五计划”的基础和应用研究项目,项目编号34.2,正式展开了中国舰载战术导弹垂直发射技术的预研工作。一开始,舰载垂直发射系统是配合用于052 II的红旗-65舰对空导弹,虽然052 II与红旗-65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因西方军事禁运而终止,然而垂直发射系统的研究工作仍持续进行,随后就与海红旗-9进行整合,研制工作由郑州的713研究所负责。经过多年的研制之后,H/AJK03导弹发射系统在1997年12月完成出所评审,1998年被安装在刚建成的中国海军试验970号武器综合试验舰上(2000年命名为毕升号,舷号891),1998年8月进行海上系统调试以及实弹发射等测试,定型后型号为H/AJK03,即“海军/导弹舰空-03型”(编号排在海红旗7的H/AJK02型之后)。H/AJK03研发时并没有考虑通用性,完全是 针对海红旗-9而设计,不能容纳其他弹种。
H/AJK03的构型类似俄制SA-N-6的垂直发射器,弹舱均为轮型,也都采用冷发射,不过HHQ-9每组发射器只有六个发射管,而非SA-N-6的8管。 此外,俄罗斯原版SA-N-6每组转轮型发射器仅有一个开口,以旋转弹舱的方式让八个发射管共用 ,这很可能是因为每个转轮型冷发射器单元使用单一的集中式弹射装置,必须轮流让发射筒对准同一个弹射装置才能进行弹射。而HHQ-9弹舱 虽然仍使用转轮结构,但每管都有一个发射口, 能独立发射而不需要旋转。H/AJK03的转轮式结构只用于再装填,发射器外部甲板上设有一个再装填臂,对每一组弹舱再装填时只需要对准一个发射口并锁死,透过弹舱旋转就能依序为六个弹位装填(每次旋转60度来换下一个弹位)
(上与下)052C进行海红旗-9在装填作业的画面,发射器中间的
再装填单元举起,协助固定装有导弹的发射桶放入H/AJK03垂直发射器的弹位中。
052C的舰首B炮位总共有六组HHQ-9的垂直发射单元,另外在机库结构的中心轴线上也纵列了两组,总携带量48枚 。与俄国转轮式VLS类似,为了防止导弹射出弹舱后火箭无法顺利点燃而掉在甲板上造成危险,B炮位的六组VLS分成左右两边,各以5度角朝舷外倾斜,而安装于直升机库的两组VLS亦有相同的设计。
 
红旗/海红旗-9性能诸元
根据中国精密机械进出口公司在2008年南非开普敦举办的非洲陆军防卫展中公布的外销版HQ-9数据,红旗-9基本型采用 中途无线电指令/终端主动雷达导引,雷达寻标器操作频段可能是G波段(4~6GHz,波长7.5~15cm,属于C波段的一种),弹体长度 为6.51m(另一说是6.8m),弹体直径47cm,全弹重1300kg,战斗部重180kg,比起俄罗斯S-300PMU系列使用的48N6系列(弹长7.5m)小了一号。HQ-9的最大射程约125km,最大射高18000m,对付一般导弹目标的射程介于7~50km,射高介于1000~18000m;对付巡航导弹射程7~15km,最低射高25m;对付弹道导弹的射程7~25km,射高2000~15000m,最大机动能力22G。

作为对照,爱国者PAC-3弹长5.31m,全弹直径(含弹翼)87cm,全重912kg,高爆破片战斗部重91kg,射高25km。俄罗斯S-300PMU的48N6导弹弹体长7.8m,直径50cm,发射重量1500公斤,最大射程90km,射高25~30000m,最大飞行速率6马赫,使用高爆破片战斗部;面对秒速2.7km、射程1500km等级的战术弹道导弹时,最大拦截距离约40km。S300PMU2的48N6E2导弹拥有195km的射程,48N6E的射程则有150km。整体而言,红旗-9基本型的技术与性能水平介于俄罗斯S-300PMU1/2之间。由于红旗-9开发较晚且改用终端主动雷达导引,应该具备比S-300PMU1更先进的计算机软硬体,抗干扰能力与人机介面应该较佳。不过,红旗-9的射程、反战术弹道导弹等性能应不如S300PMU2。

爱国者PAC-2战术导弹除了靠着较佳的电子技术以及能量密度更高的固态火箭药剂来实现减重、增加射程之外,由于其侧重于反战术弹道导弹,更加倚靠导弹动能而不是散布破片增加杀伤界,因此可以使用较小的战斗部来减低重量。而红旗/海红旗-9主要任务是在更广泛的空域范围(从低高度到高高度)拦截各式战术飞机与导弹,对于最大速度、杀伤斜距、综合过载、毁伤半径等各项指标要求更均衡而不能偏废,因而必须使用更大的高爆破片战斗部,先天上就需要更大的弹体。
据说早期红旗/海红旗-9系列的火箭发动机仍使用较落伍的聚醚聚氨燃料,功率密度较低,只好加大弹体来强化射程。
而对照美国海军标准SM-2防空导弹,SM-2 MR Block 2/3弹体尺寸(长4.72m,直径34.3cm)明显比海红旗-9低一截,重量708kg几乎是海红旗-9的一半。射程方面,SM-2MR Block 2/3虽然体积较小,但拜导引系统优化弹道以及升力较大的弹翼结构(除了尾部控制面外,中部有四组低展弦比安定面),最大射程达150km以上(最高185km),优于海红旗-9;而拥有加力器的SM-2 ER Block 4(弹体含加力器总长增为6.55m,重1453kg)最大射程更达240公里以上(最大射高约33000m)。不过SM-2 Block 2/3飞行速率约3.5马赫级,而红旗-9/海红旗-9采用阻力较低的弹翼构型(更多依靠推进器累积能量,而不是以弹翼维持升力),最大速率据说至少4.2马赫。
早期外界传说红旗/海红旗-9的最低射高为500m,这项数据可能和是来自于红旗-9的前身──上海航天系统的老红旗-5。而实际上,红旗/海红旗-9的主动雷达导引系统拥有抗低空杂波技术,最低射高25m,依靠180kg重的高爆破片战斗部配合近炸引信,能有效够拦截超低空/掠海目标。
陆基的红旗-9采用SJ-212相控阵搜索/射控雷达,是先前航天二院发展的凯山一号(KS-1)防空 导弹的SJ-202相控阵的放大改良版,单面天线能涵盖120度的方位角,尖峰功率1MW,平均功率60KW,能同时追踪距离300公里以内、高度7000m以下的100个空中目标 ,并自动进行威胁评估,选出最具威胁的六个目标优先接战,从雷达接触目标到发射导弹接战所需的反应时间约12~15秒 ;SJ-202/212系列一开始被认为参考美国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的MPQ-53相位阵列雷达,但技术特征上也有一些俄罗斯S300系列配套雷达的影子,例如用来举升雷达天线的连杆设计以及雷达天线后方的空间馈电装置(Space Dielectric Len),采用透镜式球面波馈电,由后端初级馈源将能量直接在空间中辐射到天线的收集阵面上,收集阵面单元接收后经过天线阵面的移相器的延时控制,最后送到辐射单元将雷达射频射出;由于球面波馈电直接以初级馈源辐射能量给收集阵馈电,因此结构简单、成本较低,但纵向尺寸大,且电磁波从球状透镜的位置辐射到收集面各点的距离不同,会造成纵向能量损失,效率较低(透镜式馈电设计还有另一种平面波馈电,后端射频送至一个与天线阵面相同的天线,并对收集阵面馈电,因此没有方向性损失,效率比球面透镜馈电高,且纵向尺寸较低,但结构较为复杂,成本较高)。
而根据之后HQ-9外销版FD-2000陆基防空导弹的公开资料,搭配的侦搜/射控雷达换成更先进的HT-233(也被KS-1A陆基防空导弹系统采用)。HT-233同样是单面天线的单脉冲相控阵搜索/火控雷达,采用C波段(300MHz)操作,每个阵列天线上有1000个以上的移相器,平均功率60KW,峰值功率1MW,最大搜索距离120km以上,对战机目标的追踪距离90km,波束扫描范围为水平120度、垂直65度,可与旅级指挥中心连结,最多约能同时追踪100个空中目标 ,并分配接战其中50个目标。
(上与下)红旗-9的四联装导弹发射车与SJ-212雷达车。
红旗-9防空导弹系统能一次控制6枚导弹攻击3~6个目标(采用两弹打一机时可对付三个目标,而对付六个目标则是六枚导弹各接战一枚),对同一个空中目标可先后动用两枚导弹进行重复攻击,导弹发射间隔时间约5秒 。一个完整的红旗-9旅级作战单位由六个营级单位组成,每个营由一辆营级远程雷达/控制车、一辆火控雷达/控制车、六至八辆四联装防空导弹发射车组成,每个营有32枚备射弹,而旅级单位还有一辆旅级指挥车 ,每个旅最多能同时接战48个空中目标(平均每部射控雷达接战8个)。 另外,红旗-9导弹营还有通讯、供电和装弹车等后勤保障车辆。

与中国从俄罗斯引进的S300PMU系列防空导弹系统相较,红旗-9系列由于开发较晚且改用终端主动雷达导引,应该具备更先进的计算机软硬体,抗干扰能力与人机介面应该较佳;然而,HQ-9导弹的部分性能不如S300PMU2,例如S300PMU2的48N6E2导弹拥有195km的射程,48N6E的射程也有150km,而HQ-9的反战术弹道 导弹性能也不如S300PMU2。
在2000年代初期,中国海军以红旗-9防空导弹以及由短程红旗-6A(上)防空导弹和
陆盾2000型30mm近防机炮系统(衍生自舰载的730型),组成地面防空旅来保障三亚
海军基地的安全。


除了部署于陆地的红旗-9与舰载的海红旗-9之外,中国海军南海舰队在2000年代初期也组建了一支与属于海军的地面防空旅(类似中国空军的混成防空师),包括若干个营的红旗-9A防空导弹 、近程的红旗-6A防空导弹与陆盾2000(舰载730型30mm近防炮的陆基版)结合的炮弹合一近程防空系统;这是由于中国海军在21世纪战略下更重视海南岛的战略位置(水面舰队、核能潜舰以及筹建中的航空母舰都会部署在海南岛的基地),满足海南岛基地周围向南海方向的“堡垒海域”的综合防御作战需求。在2016年2月上旬,中国为了回应美国海军在南海地区实施航行自由计划(Freedom of navigation Program)、派军舰抵近中国占领而与邻国有主权争议的南海岛礁,而在中国填岛造陆的永兴岛部署红旗-9导弹营,就有可能就来自这个中国海军防空旅。
红旗/海红旗-9B

052D导弹驱逐舰开启舰首垂直发射器外盖。052D换装海红旗-9B防空导弹,各项主要性能指标都
显著提升;此外,052D也以兼容于冷/热发射的通用型垂直发射器,取代原本052C的海红旗-9
专用型发射器。
 
之后上海航天科工二院利用发展巨浪-2潜射弹道导弹的弹体材料与固态燃料技术,对红旗/海红旗-9进行了性能改进,减轻了重量并增加射程,最大射程增至200km以上 ,据说最低拦截高度进一步降至15公尺,导弹总体性能超过了S-300PMU2,部分指标达到俄罗斯更新一代的S-400的水平。改进后的红旗/海红旗-9B也包含导引系统升级,透过引进更新更小型化的电子技术来提高抗干扰、对付高速低雷达截面积目标的能力。海红旗-9B首度装备于052C的后续改进型号──052D导弹驱逐舰上。一说是红旗/海红旗-9B兼具主动/半主动雷达导引模式,不过 这需要陆基、舰载系统配备相应的照射雷达,才能支持半主动雷达制导模式。

由于红旗-9引进许多先进技术,价格也水涨船高。在2014年9月,消息传出中国即将与俄罗斯签约,
引进俄罗斯最新的S-400防空导弹系统,在2015年4月传出已敲定交易的消息(中国是第一个获得S-400的出口国)。此时,每一枚出厂的红旗-9B的调拨价格仍显著高于S-400中的48N6E3。由于中国空军防空导弹部队仍有大量的老旧红旗-2等待汰换,以中国购买红旗-9系列和S-400所获得的经费以及换装速度,都不可能达成全面汰换,因此势必由沿海地区直接面临外国空中威胁的防空单位优先换装。
简化版:红旗-22

在红旗-9B立项的同时期,当年研制高空型红旗-5的贵州航天系统也推出了红旗-22防空导弹系统(外销型号为FK-3),是基于先前红旗─12(红旗-2的改良版)与红旗-9为基础的低价版防空导弹系统。红旗-22的弹体气动力布局与四联装发射器都类似红旗-9,采用类似红旗-12、成本较低廉的指挥导引模式,终端则采用半主动雷达导引。红旗-22价格低于红旗-9或俄罗斯S-300,主要针对财力有限的第三世界外国客户。
红旗-9外销土耳其案
在2013年9月26日,土耳其国防部宣布中国精密进出口公司的FD-2000防空导弹系统击败俄罗斯国防出口公司的S-400、欧洲导弹公司的Aster以及美国的雷松/洛马的爱国者,取得土耳其陆军T-Loramids长程防空 导弹系统的订单;作为北约国家,土耳其选择中国系统的主要原因包括中方的报价较为低廉(12个防空导弹营总价值约34.4亿美元,比土耳其原订的预算低10亿美元左右)而性能也不错,而且中国愿意提供更多的技术转移(依照惯例,土耳其都是引进国外武器系统技术,再由土耳其本国国防工业进行修改,换用许多土耳其本国次系统)。 然而随后在2013年10月底的消息,土耳其继续针对长程防空导弹系统展开新的招标作业(虽然与中国方面仍继续接触),显示土耳其已经考量到采用中国防空 导弹系统造成的政治与技术问题,因为土耳其是北约国家,防空系统与资料交换牵涉许多北约规格,而中国系统如果要整合进去,厂商必须获得这些底层资料,然而西方国家肯定不会向中国提供这些东西;美国在土耳其决定选择中国制防空 导弹时就提醒,中国系统将无法与北约防空指挥系统相容,也无法与北约部署在土耳其境内的长程防空雷达交换资料。 之后土耳其与中国在谈判过程中,对于供货条件(包括技术转移与授权生产)未能达成共识。
在2014年9月上旬,消息传出土耳其转而向欧洲导弹公司洽商引进中程地对空导弹系统(SAMP/T,使用Aster-30防空导弹);依照土耳其国防部公布的最有吸引力防空 导弹系统排行,考虑到性能、成本、技术转移与互惠条件之后,在红旗-9之后就是SAMP/T系统,第三是美国爱国者PAC-3,而俄罗斯最早出局,不仅因为报价昂贵,而且俄方提供配套的经贸冲销补偿条款也未能吸引土耳其经济界的兴趣 。土耳其方面也认为美国爱国者飞弹系统的射程不足以防御土耳其广大的领土,在2015年3月时,一枚叙利亚发射的弹道飞弹击中土耳其南部省分,但是周围北约部署的爱国者防空飞弹系统的射程却无法拦截这个目标。 在2015年2月19日,土耳其国防部长伊尔马兹在接受议会质询时,宣称将继续先前采购HQ-9防空导弹系统的程序,并且表示已经完成对此项交易的评估(目前还没收到任何新的投标),不过这并不意味已经做出最后决定;伊尔马兹也表示,考虑购买的防空导弹系统将规划如土耳其的国家防卫系统,而不会并入北约系统。 然而,土耳其与中国方面的谈判最后还是在技术转移方面遇到歧见;一位土耳其国防官员表示,在2015年7月,中国表示不愿提供土耳其希望达到的技术转移程度,这样的技术转移程度将使土耳其能完全地仿制红旗-9。随后在2015年11月中旬,消息传出土耳其取消与中国方面的谈判,打算自行研发类似的系统。

中宣部造反?习近平有“大大”危机

中国政治斗争戏码不断,官民关系也动荡不安,各方反习势力顺势集结。内忧外患,铺天盖地而来,习近平会是“中国最后领导人”吗?

“中国出了个习大大,多大的老虎也敢打。天不怕嘿地不怕......,中国还有个彭麻麻,最美的鲜花送给她......。”曾短短5天,就创下2200多万点阅率的中国神曲《习大大爱着彭麻麻》(即彭丽媛),最近在中国愈唱愈小声,许多歌曲的连结莫名消失,即使愈来愈有中国13亿人民共同父亲(大大在中国北方方言有父亲、祖父之意)的架式,习近平对中共宣传系统肉麻吹捧他的作法很不满意,明确要求:“不要叫我习大大。”
习近平不想当大大,也不让李克强当二大大。犹记二○一二年中共十八届一中全会选出政治局常委时,习近平刻意打破让代表人民的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排第二的惯例,让内定为总理的李克强位居他身后,象征惺惺相惜的习李体制。今年中国全国人大与政协两会期间,李克强在讲台上,进行政府工作报告时,习近平从头到尾面无表情,手不鼓掌;两人完全没交流也没握手,情同手足变成相敬如冰。不鼓掌、没交流及拒握手的“三无习李”不胫而走。
宣传体系与习人马角力
在这一年一度政治大戏中,台下近三千名人大代表照本宣科,没想到在台上手握生杀大权的高官,正上演没剧本、 即兴演出的政治斗争戏码。
这出中南海版《后宫甄嬛传》的序曲,来自在网路拥有众多粉丝、有任大炮之称的北京华远地产董事长兼总经理任志强,习近平二月十九日视察央视时,他痛批后者打出“央视姓党”的标语,“当所有的媒体有了姓,人民就被抛弃到被遗忘的角落了!”
过了10天,中共北京市西城区委称,任志强严重违纪,接着官方关闭其微博;吊诡的是,举凡只要冠上严重违纪的中共党员,几乎难逃开除党籍的命运,进入三月,似乎船过水无痕,一觉醒来,任志强又是一条好汉。
任志强与习近平都是红二代,其父任泉生曾任商业部副部长,他在自传中提到:“老干部、大干部我见过很多,从小被领导抱着。”他的初中辅导员,正是习近平的反贪大将、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
当任大炮在二月下旬,遭中共宣传系统围剿时,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旗下千龙网以“半夜三更喜欢给领导打电话”去形容任志强,并质问谁给他“反党”的勇气,暗批王岐山替任志强撑腰反党。
这是一场宣传体系与习近平人马的角力战,主管宣传系统的政治局常委刘云山是前领导人江泽民人马,诸多丑闻如影随形;现任中宣部长、四川省委前书记刘奇葆又因涉入周永康案,一上台就被习近平透过成立中央网路安全和讯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网信办),安插自己亲信鲁炜当主任,架空中宣部职权。最后王岐山发话训令中共北京西城区委停止处理任志强,但这出戏并没有拉下帷幕。
三月四日晚间,由中共新疆宣传部出资创办的“无界新闻网”,转发一封《关于要求习近平同志辞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公开信》,文章以中共忠诚党员的身分,多方面阐述习近平政权的失败。当中提及在处理港澳台问题上,未遵从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构想,进退失据,“从而导致民进党获得台湾政权”,要求习近平辞职。
新华社三月十三日一篇报导,则把习近平头衔冠为“中国最后领导人”,在中央官媒,涉及最高领导人新闻,须经多道关卡审稿,出此纰漏,匪夷所思。这一切,都是发生在习近平眼皮底下的事。
纾解反压 诉诸民族主义
习近平上台后,以秋风扫落叶之姿整顿党内,以反贪之名行集权之实,不满之声早有所闻,但如此明目张胆与习大大对着干,还是第一次。中国GDP(国内生产毛额)成长率直落,去产能的供给侧改革,让钢铁与煤矿业劳工失业,各地遭拖欠薪资的矿工、钢铁业职工走上街头抗议,官民关系动荡;中央丰厚财政不再,又严控地方发债,中央与地方关系拉锯紧张;往外看,美国在南海的军事巡航毫无罢手迹象,北韩无视中国老大哥,频繁射导弹,让北京从无能为力到手足无措。
明年秋天中共将举行第19次党代表大会,是每五年一次的权力与利益的重新分配,眼看习近平内外交迫,包括早无经济决策权,却要背负经济下行责任的李克强,各方反习势力顺势集结。作为威权体制国家的领导人,习近平只能诉诸最原始的民族主义来纾解反对力量,对美日台只能强硬以免落人口实。
从去年底到中国外长王毅在美国提出的“宪法说”,皆对总统当选人蔡英文表达善意与期待,但三月五日两会开幕后,中共高层不断重申制式的九二共识与反台独谈话,逼小英对“一中”表态,人都还没就职,北京就利用与甘比亚复交来下马威。
当习大大不喜欢再被叫大大,北京风向已转变,面对这个暗潮汹涌的政权,小英政府当务之急不是谦卑、谦卑、再谦卑,而是冷静、冷静、再冷静。

国防自主?小英没想到的险阻

民进党即将完全执政,正是彻底改造国防的时机。蔡英文将国舰国造列为重要政策方向,更起用曾担任汉翔董事长的冯世宽出掌国防部;但我们更该思考的或许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武力来保卫台湾?

准总统蔡英文数度表示:将发展潜舰与教练机的国造计划。小国家从事高科技、高花费的武器研发和制造,抱负固然无比远大,然而是对资源的有效利用吗?台湾是否掌握了成功的关键?
潜舰国造耗资至少4000亿元,教练机的基本成本超过700亿元。国防经费已占超过政府总预算的五分之一,然而总额相对其他大国仍然偏低。有没有更有效的方式来使用有限的经费?民进党即将完全执政,正是彻底改造国防的时机。改造千头万绪,一切都需要经费。我们更该思考的或许是:如何建立一支高度专业、受社会尊重、有荣誉感的武力来保卫台湾?
把握改造国防契机
以过去台湾不论是在武器制造、采购选择或保养水准来看,未来的“国造”计划令人担心。
采购、研制武器取决于国防战略。至目前为止,我们对国防战略仍然缺乏仔细而深入的讨论。特别当国防预算占用庞大的社会资源,我们必须检讨:它是否有助于我们应付潜在威胁、达成国防战略目标?
以过去台湾不论是在武器制造、采购选择或保养水准来看,未来的“国造”计划令人担心。台湾在二○○六年编列570亿元预算,量产科技要求不高的云豹装甲车,其出现的问题包括违反标准建案作业程序、底盘裂痕等,甚至连最基本的穿甲弹防御力也受到质疑。一二年,云豹的动力地板系统招标;以超低价得标的国内承包商,使用中国制的零件交货,导致动力底盘故障、漏油、煞车卡钳断裂等问题。
陆军向波音公司购买的30架阿帕契直升机耗资600亿元,平均成本是南韩在一三年买价的1.5倍,更是○一至一四年美军二手眼镜蛇直升机售价的10倍。后又因气候或保养习惯导致尾齿轮箱锈蚀,最严重时高达28架停飞,以至于只剩下一架执行任务(一架训练时坠机)。由于保固条款不足,防锈措施需要自费,额外发包千万元合约委托中科院制造洗机坪。
总经费244亿元的四艘纪德级驱逐舰,○一年美国同意出售,○五年陆续抵达台湾。因为吨位大,只能在苏澳和高雄两个港口停靠:可是前者台风时不能使用,后者限制弹药装卸。可容纳纪德级的左营军港扩建案预计一八年发包;海军最大的战舰,采购核准后的近20年,没有安排适当的码头可用,严重影响执行作战任务的能力。
最近媒体报导,一○年验收的海巡署台南舰,出航时甲板无法让直升机起降。空军投入七亿元制造的靶机系统不能用。特战部队的30多艘成功艇,平均使用率每年仅20小时。委托中科院研制的幻象战机空战演训系统,无法接收战机讯息、并且必须人工操作,最终无法提供效益分析。
审计部的报告说,大大小小的采购合约及研发案都出现“整体评估作业过于草率”、机关之间“组合作业有欠积极”及“未将‘规格’纳入需求规范”等问题,有时“以品质保证替代验收及性能测试”,甚至直接“违反作业规定”。而国防部的回应则是千篇一律:“尔后将避免类案再生”、“强化审查机制”、“加强教育训练”及“落实政策指导”。
潜艇和教练机的制造,更为复杂,也需要更高科技。我们如何保证未来能免于这些“体制性”的弊病?
聪明使用国防资源
依照台湾的战略规画,自行设计蓝图、制造训练机,是否造成资源的浪费?有没有更有效的方式满足训练需求?
如何用最少的经费达成最大的效果,是多数国家面临的挑战。
台湾若投入至少4000亿元制造潜舰,会产生何种情况,目前无法断言。不过其他国家的经验值得参考。澳洲于一九九○至二○○三年自制了6艘潜舰;尽管从瑞典获得完整的设计蓝图,工程仍然延误3年半,超过预算,而且成品无法满足作战需求。美国前国防部海军助部长克罗普西指出,比起澳洲同期制造的军舰,潜舰的供应链需要3倍多的厂商,开工前就需要3万3000张设计图。潜舰的制造复杂,除了压力壳,核心零件包括战斗系统、声纳、发动机、水下通信、电力系统等,螺旋桨的设计也是高级技术,因为俥叶会带动空蚀,引起噪音。潜舰的价值在于隐密性;不够安静的潜舰成为水下活靶。这是澳洲自制潜舰最大的问题。重新设计、机械维修,造成妥善率受损,最严重时只剩一艘潜舰可以执行任务。结局是:澳洲去年编列预算进行大规模的海军升级,预计新增的12艘柴电潜舰,将全部对德国、法国与日本招标。
“国造”计划的另一半是66架教练机的研制。至少700亿元的成本比向国外采购高出数10至100亿元,而且蓝图尚未设计。市场上的教练机已有超过10万小时的安全飞行纪录;台湾首次设计的国造机,对飞行员是否有足够的安全保障呢?
更重要的问题是:依照台湾的战略规画,每年需要训练几位新进飞行员?如果数额不多,是否需要66架教练机?自行设计蓝图、制造训练机,是否造成资源的浪费?即使有能力制造,台湾教练机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也毫无把握。有没有更有效的方式满足训练需求?
如何用最少的经费达成最大的效果,是多数国家面临的挑战。新加坡的星光部队每年来台湾训练跳伞。荷兰因为装甲预算不足,将机械旅编制在德国军队的装甲师下,演习时操作德军的坦克车;另一方面,因为荷兰海军有丰富的经验,德军则将八百成员的海巡营,并入荷兰的陆战队一起训练。
过去35年,13个国家的战斗机飞行员在美国薛普尔空军基地一同培训。各国依照学生比例分摊训练费用,共同使用240架教练机。不同国家的教官与学生一起接受55周的训练及演习,全程以英文教学。《欧洲北约联合喷射机飞行员培训》计划(ENJJPT)至今已有约7000名飞行员毕业,这不但降低个别国家的培训成本,提供更好的训练环境,而且建立教学标准,提升共同作战能力。
台湾的空军飞行员在美国受训已有前例,甚至有我国F-16战斗机直接部署在美国。是否应该寻求参与ENJJPT或类似计划,以降低成本,提高训练品质,增加教官与飞行员出国交流的机会?
慎重评估自制计划
面对中国军事能量的不断提升,台湾需要什么样的海军?什么是有效的国防政策?
谈到飞行员的训练,无法回避更核心的问题是:台湾需要什么样的空军?什么样的空防?台湾社会对国防战略很少讨论,总统大选期间,国防政策的讨论极为罕见。
美国兰德智库在四月初发表近两百页的研究报告,描述中国对台湾所造成的空防难题,并检讨台湾空军资源的运用。报告指出,中国已有能力摧毁台湾所有空军基地的地面战斗机,所以战斗机不应作为台湾主要的防空武力。四位作者估计,台湾为维持目前战斗机的能量,未来20年将耗资8000亿元。他们透过模拟,考量中国的军备部署与台湾的国防预算,针对三种不同的军事冲突状况,推演四种防御战略选项,比较其相对效能。作者的结论是:有限资源转投资在高机动性的地面防空飞弹,更有助于空防。兰德智库的分析不一定正确,但他们的假设值得我们兵推测试。如果其结论有道理,我们应追求更有弹性的飞行员训练配套设备,慎重评估自制教练机的决策。
自制潜舰和教练机,对相关产业显然是利多。台湾造船公会理事长韩碧祥曾说,“全球船舶市场供过于求,很多造船厂都快没业务”,台湾业者“不到5%的存活率,很可怜......,需要政府的一剂强心针”。
市场需求是发展的基础。日本在二战后禁止武器出售,政府一直都是国内厂商唯一的潜舰客户。日本拥有18艘潜舰,平均一年汰换一艘。两家造船厂每2年接到一个新订单,才可能不断地投资在研发与设备、提升技术、保留人才──维持顶尖的技术。台湾花大笔经费建立潜舰工业之后,在国际市场竞争的可能性不高;政府是否计划每年下订单,以维持产业的人力资源?以产业发展为目的的政策,若不反映实际的市场需求和趋势、若不考量相对竞争优势,只会形同救急性的政府补助。
其实国内造船厂可以参与许多其他计划,例如中小型战舰或无人水下载具(UUV)的制造与研发,台湾的学术单位在这方面已颇有成就,可惜一直未能和国防工业结合。
面对中国军事能量不断提升,台湾需要怎样的海军?什么是有效的国防政策?国防支出是政府最大的开销之一:一六年的总经费近4500亿元。对于消耗22%财政资源 、牵动国家长期发展的议题,政府应做什么样的说明?媒体又该如何尽监督责任?
(作者曾任职美商高盛等金融公司10年,从事国防政策研究、筹画《壮阔台湾》国防网站)

程翔:“你国”、“赵家”、“西朝鲜”——中国人为何对“中国”产生疏离感?

【明报专讯】回归18年来,香港人的身分意识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根据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的调查,认为自己是“香港人”的,从1997年的34.9%增加到2015年的40.2%,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则基本不变(分别是18.6%和18.1%),认为自己是“中国香港人”的从24.8%增加至27.4%,认为自己是“香港中国人”的,则从20.1%降至13%。所以,回归以来,“香港人”的身分意识是加强了,“中国人”身分意识则减弱了。这就是本土主义得以乘时而起的背景。
中共“外因论” 不值一驳
对于这个现象,中共动辄归咎于:(1)回归以来从未有进行“去殖民化”政策,使殖民地思想仍然根深柢固;(2)外国敌对势力阴谋要使香港脱离中国。其实,这种“外因论”是不值一驳的,因为在中国大陆,希望摆脱“中国人”身分的,远远不止香港人。
大家还记得么?2006年9月4日,中国的“网易”做了一项调查,题目是:“如果有来生,你愿不愿意再做中国人?”12天之内在11,271名投票者中,竟然有高达65%不愿意再做中国人!选择愿意的只约有35%!在那些不愿意再做中国人的投票者中,有37.6%是因为“做一个中国人缺乏人的尊严”。投票结果即时引发轩然大波,调查马上被禁,有关网页被删除,而“网易”新闻频道主编唐岩及评论频道主编刘湘晖同被解雇。在一个“经济世界第二”、自信可以睥睨全球的中国,居然有65%的人民称来生不愿意再做中国人,这是对中共执政投下不信任票。它清楚说明,想摆脱“中国人”身分的,绝不限于香港人。
这种“去中国化”的情绪延续至今。为发泄这种情绪,近年内地网友用“红朝”、“中共国”、“西朝鲜”、“(图一)朝”(“(图一)朝”,音义均同“天朝”,但网民却拆开成“王八”,用来骂中共是“王八朝”)等贬词来称呼中国,最近更有网友直呼为“你国”或“赵国”(注)。“你国”传达的是不认同这个国家,要与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划清界线,而“赵国”则直接刺破了虚伪的共和国假象,清楚传达了这个“中国”实质是已经被红色家族掌控的事实。“西朝鲜”则讽刺这个位于朝鲜之西、行朝鲜独裁之恶的国度。总之,从这些名词可以看出,愈来愈多的人对中共治下的中国有疏离感。在中共执政下,人们无法对“中国”产生荣誉感,更无法认同中共治下的这个“中国”就是我的祖国。人民和政权愈来愈离心,从而产生这种“去中国化”的情绪。
屡违承诺 习以为常
中共的统治为什么产生了这么强的离心力?
第一,中共建政66年,屡屡违背自己曾经向人民许下的承诺。
中共夺取政权,是因为取得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三大阶级的支持。农民想有土地,中共就许诺“土改”;工人想获得政治地位,中共就封他们为“领导阶级”;知识分子向往民主自由,中共就鼓吹民主自由。夺得政权后,这些承诺一一落空。笑蜀先生编辑的书《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就是辑录了中共三四十年代公开发表的社论、评论、声明的书,足以印证它是如何背叛了自己的承诺。
除了争取三大阶级的支持外,中共当年为了削弱国民党的中央政府,也许诺给少数民族“自决权”或“自治权”。可是建政后,虽然也搞了几个民族自治区,但所谓“自治”却是有名无实。在中国,宪法中规定的民族自治地区有关立法、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权利等方面,不仅甚少真正行使,反而寻求实践这些权利本身可能就会遭到镇压。例如,在政治权力方面,自治区与中国其他的省份不仅没有任何实质区别,甚至较其他省份受到中共中央政府更加严厉和直接的控制。正是由于中共背叛了其“民族自治”的承诺,才会在今天孕育出“疆独”和“藏独”来。
从中共一贯违背其承诺的特点看,则它在香港问题上违背承诺也就是“习以为常”的事了。但这种违反承诺的做法,最终会导致人民产生莫大的离心力。
无法成为正常国家
第二,中共建政66年,至今仍然无法成为一个正常国家。
2014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25周年时,其子胡德华接受香港《明报》访问时透露,在1980年代,时任中共总书记的胡耀邦曾对胡德平说:“我们要使我们的国家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对于父亲胡耀邦的理念,胡德华认为,就是人的解放:全方位精神上、思想上的解放,每个人拥有不被随便限制自由的权利,包括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集会自由。他问:“现在已经基本达到小康水平了,但是大家的政治权利有没有呢?”
宪政学者张雪忠形容当下中国的政治生态:“对社会活动人士的抓捕愈来愈广泛;对政治异见的打击愈来愈严厉;对高校教学、科研、讲座的监控愈来愈严密;对新闻媒体和记者的控制愈来愈全面;对网络的整肃愈来愈粗暴。”李波事件、强拆高瑜家等等事件,更反映了这个国家的行为日趋“流氓化”。
正是在这种“不正常的国家”里,人民受到很大的压抑,才会产生强烈的离心力。
中共应反省
第三,随着中共强势崛起,中共的歪理已经成为一种“中国式病毒”,贻害国际社会。
“中国式病毒”是明镜新闻出版集团总裁何频2015年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首先提出的观念,指中共以党国体制的腐败来危害世界,其特点是:贿赂开道,欲达目的不择手段,有奶便是娘,毫无道德伦理底线,将金钱置于自由、人权、环境、公平、正义之上的经济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像病毒一样在世界各地大举扩散,而且势不可挡。
这种病毒“破坏正常的人伦、法理、宗教、自由、人权……摧毁公民自由、信仰自由、表达自由……只求将独裁执政党与领导人的权力和权贵利益的最大化”,它对西方政界、企业界、文化界、科技界全面传染。
香港身处“中国式病毒的最前线”(李怡先生语,见《苹果日报》2015年10月31日),感受最深,见证了不少被“中国式病毒”腐蚀的个案和事例,久而久之自然就对这个输出病毒的国家不怀好感甚至疏离感,从而产生强烈的离心力。
所以,要批判香港的“本土主义”、“分离主义”,甚至“港独”,中共应该反省一下:谁令中国人产生“去中国化”的情绪?
注:“赵国”从“赵家”演绎过来,“赵家”源自鲁迅《阿Q正传》里的权贵家族
(“港独”探源.下篇)

中宣部下令 “权威”表述要规范 禁称习大大 遏个人崇拜风

【明报专讯】中央开始对内地一度盛行的对领导人的个人崇拜之风“降温”。最近下达到各地的一份中央文件,对各地领导人提出新要求,要求对“权威”表述要全面、准确、规范,对“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等官方说法不得随意增加、更改,对“核心”的用法不要泛化。而各地方传媒也陆续收到中宣部指令,要求今后在报道中不能再称呼国家主席习近平为“习大大”。
去年以来,内地网上曾出现多首赞颂习近平个人的歌曲,而且,有多个地方的领导人在公开表态中,纷纷表示要维护习近平“这个核心”,向中央“看齐”外,还要向习近平“看齐”,有将习近平捧为中共新核心的意味。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到湖南代表团听取讨论时,就出现省委书记徐守盛向习近平介绍一首对习的颂歌《不知该怎么称呼你》。
涵盖传媒及各级领导讲话
不过,北京消息透露,事实上,中央早在今年“两会”前已注意到对领导人的个人崇拜问题,并采取了措施。自去年11月份起,包括《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官方微博,已不再使用“习大大”这称呼。之前,官方各类新媒体中,经常将习称为“习大大”。各地方媒体也陆续接到中宣部指令,要求今后在报道中不再称呼习近平为“习大大”。
本月中旬,中央政法委明令下属媒体,不得在正式报道及新媒体中称习近平为“习大大”。2月份,针对网络上的《要嫁就嫁习大大这样的人》等歌曲,中宣部下令“不可炒作”。
勿滥用“核心”倡三严三实
据消息人士透露,中央在最近一份下发给地方文件中,要求各级领导人在公开讲话和行文中对权威的表述要全面、准确、规范,对“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等官方说法不得随意增加、更改,对“核心”的用法不要泛化,要按照中央政治局“三严三实”民主生活会公开报道的通稿表述。
称勿有“权力上地位上优越感”
据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曾于去年12月28日、29日两天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对照检查践行“三严三实”情况。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讲话。
所谓“三严三实”是指习近平提出的“既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新华社引述会议指出,中央政治局成员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不只是个人的事,而是党和国家的事、人民的事、全局的事,必须模范遵守党章,在“三严三实”上有更高标准。习近平在讲话中则要求政治局成员“不能有权力上、地位上的优越感”,“必须有很强的看齐意识,经常、主动向党中央看齐,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其中并无“权威”、“核心”等提法。

2016年1月16日星期六

社評:台政黨輪替成常態 兩岸未必地動山搖 - 20160117 - 社評‧筆陣 - 每日明報 - 明報新聞網

社評:台政黨輪替成常態 兩岸未必地動山搖 - 20160117 - 社評‧筆陣 - 每日明報 - 明報新聞網

社評:台政黨輪替成常態 兩岸未必地動山搖 - 20160117 - 社評‧筆陣 - 每日明報 - 明報新聞網

【明報專訊】引人注目的台灣總統、立委大選結果終於出爐,一如選前預料,民進黨取得壓倒性全面勝利,不僅蔡英文、陳健仁贏得正副總統寶座,在立法院亦奪得過半數議席,加上時代力量等,泛綠政黨在立法院佔了絕對多數。可以說,這次大選,不僅開啟了民進黨全面執政的新時代,也標誌着台灣政治生態的根本改變。


選舉結果顯示,國民黨對於台灣民眾求變的心態未能及時把握回應,選舉策略又屢出昏招,方寸大亂,令同屬泛藍的宋楚瑜分走了不少選票,才會輸得如此難看。

結果反映台灣人求變

非兩岸統獨終極公投

對於黨綱主張「台獨」的民進黨執政,輿論多擔心對近年和平發展的兩岸關係造成負面衝擊,亦有人將今次國民黨的敗選總結為對其兩岸政策的否定,甚至稱是島內統獨角逐的「終極結果」。

其實,認真觀察這場選戰就可發現,民進黨的勝選主要是比國民黨更積極地回應了選民求新求變的訴求,但選舉並非簡單的統獨公投,國民黨的挫敗也不是「台獨」的勝利。除了投票前一天意外引爆的周子瑜「台獨」風波,兩岸議題甚至不是今次台灣大選的主軸。正如有台灣網民概括所說,「選對選錯不重要,反正有民主,四年之後可以再換」,可謂是年輕選民心態的真實寫照,顯示政黨輪替已成為民主台灣的新常態。

應該看到,台灣多數選民並不願與大陸直接衝突,蔡英文在競選中雖然迴避「九二共識」,但從未公開否認「九二共識」,反而多次表示承認兩岸1992年在香港會談(即達成「九二共識」)的「史實」,昨日在記者會上再度重申,「5‧20」執政後「將以中華民國憲政體制、兩岸協商交流互動的成果、民主的普遍民意」,作為推動兩岸交流的基礎,「致力維持兩岸的現狀,追求台灣人民的福祉」。今日兩岸經貿已密不可分,更是台灣經濟命脈所繫,妥善處理好兩岸關係,是蔡英文當選後的首要任務。

美避免台海成新熱點

京早有準備軟硬兩手

保持兩岸和平現狀,不僅是兩岸民眾的福祉所在,也是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在美國智庫「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於台灣選前舉辦的論壇上,美國4名前任國防部長都表達了對選後台海局勢的關注。其中剛卸任的哈格爾(Chuck Hagel)表示,「兩岸關係這幾年進展良好,希望選後的新政府不要拋棄這些成果」。總統奧巴馬的副國家安全顧問羅德斯(Ben Rhodes)日前也表態說:「無論誰將贏得本周六的選舉,美國都希望看到台灣和大陸之間的問題能以和平方式處理。」在台灣大選之後,美國立即派前任和現任高官訪問兩岸,顯示在朝鮮核試令東北亞局勢更形複雜緊張之際,美國也不希望在台海形成新的熱點。

對於台灣的選舉結果,北京應該早有沙盤推演,從前年底的台灣「九合一」選舉後,大陸已在為這一天的到來做了充分的準備。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早在去年3月就提出,「九二共識」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基礎,「基礎不牢,地動山搖」。之後他又指出,「九二共識」是台海的「定海神針」,沒有了它,兩岸和平發展之舟就會面對驚濤駭浪,甚至徹底傾覆。國台辦主任張志軍也警告說,「不要等路燈熄滅時,才感受到它的存在」。這些話,都是說給下一屆台灣領導人聽的。

一年多來,北京在行動上加快了對台融合的步伐,一是推出了卡式台胞證,進一步放寬台灣人在大陸的就業範圍;二是開放了台灣爭取多年的陸客經台中轉的3個試點城市;三是加快了兩岸貨物貿易協議談判進度;四是開通了兩岸事務主管的熱線電話。更重要的是,習近平與馬英九兩個多月前在新加坡實現了分治66年以來兩岸領導人的首次歷史性握手,實質拉開了兩岸政治對話的序幕。

陸不准美不想台不敢

兩岸關係難走回頭路

可以說,兩岸關係的回頭路,是大陸不准走、華府不想走、台北不敢走。在此「三不」背景下,北京汲取了過去對台灣選民聲色俱厲、發射導彈而適得其反的教訓,對今次台灣大選一直冷眼旁觀,島內參選各方對大陸也未出惡言,連綠營也收起了過往操弄統獨議題、刺激大陸來爭取選票的故伎,這一切,為蔡英文上台後謹慎處理兩岸關係創造了相對良好的輿論環境。

人們有理由相信,經過多年民主洗禮逐漸成熟的台灣人民,大多都珍惜兩岸和平現狀,不會將之與國民黨統治劃上等號。蔡英文和民進黨領導層也會有足夠智慧,謹言慎行,維謢兩岸和平現狀,不輕啟釁端;而中共領導人也應對台灣人民當家作主的訴求有足夠體認,不應將此與「台獨」劃上等號,應給蔡英文和民進黨一段觀察期,聽其言,觀其行,積累雙方互信,不要輕易將兩岸過去8年好不容易達成的和平交流成果毁於一旦。這是中華民族復興大業的成敗所繫,也是全球華人的衷心祈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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